刘新阳
那时，只要遇到自己感兴趣或不懂的戏曲乃至文史知识，我都会毫不犹豫地拿起笔给先生写信，那会儿先生虽已退休，但仍忙于编书和家政的内焦外困之中，尽管如此，先生从来是有信必复，有时虽寥寥数百字，却言简意赅，给予我扼要而又正确的指导，先生还经常在回信中检出我致函中的错字以及不当的表述方法并加以纠正。如指出我在致函的落款作的不当用法，并提出“晚：××敬上或拜上”的规范格式，先生还多次告诫我：“写文章不要不断加括号，那有欠洗练。”这些都使我获益匪浅并受用至今。
临近高中毕业，我报考了中国戏曲学院戏文系并参加了在京的考前辅导班后，因之在1996年的春节前夕，我在杨怡超先生的带领下，第一次到中关园的“莎斋”拜谒了小如先生。回沈后，我又写信向他汇报我在辅导班的学习情况，并求教一些考学相关的专业知识，这时，我收到了吴先生第一封横书两页信纸的回信。在信中，生性耿介的小如先生在回答我求教“韩愈‘三说’”的篇目时说：“韩愈的集子里从来就没有所谓‘三说’的提法，这纯属杜撰。在韩愈集中，有《杂说》四篇，通常只选‘一’、‘四’两篇，第一篇是说云和龙之间关系的，第四篇即《马说》。二、三篇只在《韩昌黎文集》中才能读到。《师说》是另外一回事。所以‘三说’云云，究竟何指，我学问太小，无可奉告。”时隔多年，我才知道吴先生还为此撰写了《何来韩愈“三说”？》的短文，开篇的第一句话就是 “一位高中应届毕业生自远方来信……”，想来文中“自远方来信”的“高中应届毕业生”指的应该就是我。
虽然后来高考落榜，我却没能就此放手对戏曲的热爱及研究，反而愈加痴迷地紧追戏曲不放，也一如既往地通过信函等方式向小如先生求教。从1996年出版的《吴小如戏曲文录》，到2014年出版的《莎斋诗剩》，凡先生出版新著，只要是他认为对我有用的，都会慨然相赠，除先生赠书，我也会留意通过不同渠道购买先生出版的其他著作，以至在寒舍书斋的书架上专门开辟出一块小如先生著作的“专区”，迄今涉及先生的著述不下二十余种。而我也借此得以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补习自己在戏曲和文史方面的功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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