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宗一
我之所以看重先生的这段心灵告白，也正是我心中理解的来公如何从两条平行线到对接直到最后达到文史契合的关键，他善用心中一点灵明，洞悉民众之心，这才有了“回归民众”、“融入民众”的通脱心境。所以来公之文史随笔，我的感受是，千万不可忽视他关于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兴趣爱好的心态情怀的章节，因为从中我们才能发现他与书的相加，就是一部具有自我人文风度的大书。应当说，来公的文史随笔是“文如其人”这一至理的最典型的最完整的范例。他的天分、智慧、学养，也可以说他的艰辛，更可以说他的坚守、他的人格精神，才能使他安时处顺，守己律物，神清思澈。
三，来公在“文革”结束后，特别是八九十年代，绝对是一位南开“大人物”。他是校图书馆馆长、南开大学出版社首任社长兼总编，也是图书情报系的创始人和第一任系主任。来公的“时来运转”，传说多多。而有些根据的是，当时历史系主任刘泽华和校党委书记李原非常看重来公的学养和才能，所以有刘的铺垫在前，又有书记委以重任在后。其实今天来看，来公所任学校的各项“要职”都是名实相副，都是虚位以待，是需要来公这样的大学者和行家里手来担任。不说别的，仅就来公的《中国古代图书事业史》和《中国近代图书事业史》已经回答了各种传说。
熟悉来公者，都清楚来公性格狷介清高，这样很自然形成对庸俗、伪善、邪恶乃至残忍的一种天然的排斥与憎恶。在“左”的路线猖獗，一浪高一浪的政治运动中，来公必然首当其冲。在那种非正常的环境下，来公唯一出路就是退守书斋与典籍为伴，以读书、写作排遣、涤荡内心中的烦恼和孤独。我们是经历了社会动荡激变的一代，所以很容易理解来公被社会中的不公正折磨时的无奈。在南开园，李原把受压多年而当时还处在众说纷纭漩涡中的来公、这位负载着传统文化而又有新思维的饱学之士的“精神生产力”彻底解放出来，正是社会发展的必然，当然也是文化教育呼唤人才担当重任的必然。事实是，解放教师的精神生产力，难度是很大的。一个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往往有一种反常现象，不是文人相敬，而是文人相轻，更不用说左潮涌动和“文革”浩劫留下的后遗症了。来公正是在他人生中的盛年，为南开作出了不可代替的贡献。一言以蔽之，在非正常的政治、学术环境中，来公的才智过人给他带来了太多的麻烦；而在比较宽松的政治、学术环境中，来公的才智过人才得以正常发挥，他在学校所担任的“要职”才是真正的实至名归。
仁爱之心
来公比我长八岁，相识逾一甲子，我和他建立了亦师亦友的关系，我们相互之间也是最相知的。用来公给我写的书序中描述的，我们在同一宅区前后楼，衡宇相望，交往日密，交谈少顾虑，家庭生活，个人隐私，皆能心心沟通，甚至彼此互为作品写序，交换著作，倾吐积愫，几于无话不谈。在多年的近距离接触中，我深切地感知，来公身上有两种看似截然相左而实际统一的气质和人格。来公无论身处逆境还是顺境，从不奔走权贵之门，这就是他常被人訾议的“狂傲”之气。也许正是这点“傲气”才使他遭遇坎坷，而又绝不肯低头。“文革”时“左”派的狂轰滥炸来公全然不为所动，下放劳动时，在艰难的生活中，使他仍然保持独立的人格尊严。“文革”后给他平反，施之以“解放”，他也从不认为这是对他的恩赐，从不见他感激涕零。但与对权势者、腐败者、专门从事“整肃”他人的专家们，采取横眉冷对态度，相反，来公对师友，对学生，对普通人，则抱持仁爱之心。他特别看重的是“六经”中的尊师重友之道。他写过大量怀念老师的文章，比如对余嘉锡先生、陈垣先生、范文澜先生、柴德赓先生、启功先生等，他都有专文怀念他们的恩泽。对老友中的顾廷龙、孙思白、杨志玖等先生，他也有多篇感人肺腑的记述。
来公的仁爱之心，也充分体现在对待凡人小事上，你从中可以发现他的侠骨柔情。这里略举数例。在人们的印象中，来公极为严肃，极讲原则，还颇有铁面无私的味道。但是，我们却发现来公在坚持原则基础上的通变。比如上世纪90年代初，他执掌图书情报系时发生了一件事：他的学生小孙和中文系的青年教师小崔谈起了恋爱，按当时的校规这是要给小孙处分的，因为“学生在校期间不得谈恋爱”，这事七拐八转，摆到了来公面前。出人意料的是，来公竟一锤定音：“不予处分！”他对办事人员说：“小孙在不影响学习前提下，可以和崔老师谈恋爱。”““不要什么事都要处分，教育为主嘛！”并嘱咐该同志：“就说是我来新夏决定的。”此事，当时曾在全校传为美谈。来公的通达和敢于担当不仅表现了他的为人本色，更含有超前意识。时至今日，有哪家校规还设立那种条条框框去限制学生正常、健康、合理的行为呢？
来公对凡有所追求的人特别是青年人都给以鼓励、支持，并给予具体的帮助。南开图书馆收发员小湾，自学成才，酷爱书法，研究甲骨文，又喜临摹《山海经》图谱。来公不仅提供他在图书馆做小型成果展，并特为他用苍劲有力的书法题写了“郭店楚墓竹简”六个大字，字后跋语中充满期盼之情，他希望小湾日后有更多的优异成果。
至于来公对我所施之恩泽绝非短时间能以述说完的，现在我只能简略地在“学问”两个字再多说几句。上世纪80年代末我的第一本专著《说不尽的金瓶梅》出版，样书刚到我就送给来公指教。第二天他即用电话把我召去，在通常肯定了几句话以后，单刀直入地说：论说《金瓶梅》就不要畏首畏尾，把《金瓶梅》视之为淫书，乃世俗之见！你写作这本书的立足点就应该放在扭转世俗的误识上，比如你在分析小说中性描写上就有吞吞吐吐的毛病，没说清。你应进一步树立它在小说史上的地位。来公跟我谈了很多他的想法，给我出了不少点子，希望我修订时考虑。到了本世纪初我出版《宁宗一讲〈金瓶梅〉》，书中吸收了来公给我提出的多条意见，在融会贯通后写进了新书。没想到来公竟然在几年后的2013年5月6日的《今晚报》上发表了一篇短文《宁宗一讲金瓶梅》。来公明显地看出了我对《金瓶梅》的认知有所进步，所以文中首先就肯定了我“勇敢地跳出纯学术的狭隘圈，通俗化、普及化地直击《金瓶梅》的要旨。”而在小说中的性描写上，来公也肯定了我把人们本无需敏感和惊叫的“性”，视作美好与邪恶的双刃剑。文末还亮出了他固有的幽默，以调侃的笔调说：这本小书正式出版，“多少也有点风险，终究时代前进了，竟然没有惹起任何风波，令人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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