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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别应与待遇挂钩。级别必须能够为公务员带来物质上的激励，才能有效体现对其工作业绩与个人价值的肯定，并相应地为公务员带来职业满足感和社会地位的提升。也只有如此，级别的激励作用才能得到实现。级别与待遇挂钩，不仅要体现在工资收入上，也应当相应地体现在住房、医疗等其他待遇上。在地方改革中，由于级别仅与工资待遇挂钩，大大限制了级别的激励作用，如公安系统改革中就出现了民警因待遇不能与级别配套对接，由警员序列转回非领导职务序列的情况，套改的初衷难以达到。此外，级别待遇的档差应合理设置，以强化级别晋升的激励作用，从而减少公务员对职务晋升的依赖。【详细】
“深改组”把对发展文化事业的基本要求确定为两点：一个是“满足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另一个是“为实现中国梦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与文化支撑”。这两点既有区别又密不可分。从字面上看，满足公众的文化需求，极易理解。但细细琢磨却颇费思量。因为所谓的文化需求，不但千差万别，而且还有相当的文野优劣之分，有的甚至还属于逆文明的、感官式的需求。如果不加区别地去满足这种需求与趣味，就无异于对维护公众精神健康责任的放弃。换句话说，文化事业所应满足的是对公众健康有益的需求，而不是其他。从个人来说，这种文化满足，是一种精神上正能量的充电。从本质和宽泛意义上说，这其实是对社会生产力的保护与保养，是为实现中国走向现代国家提供巨大的精神支撑，也是在为中国积蓄可持续发展的软实力作长远的文化储备。【详细】
从短期看，经济增长面临的主要风险包括：如果房地产投资持续低位运行，将成为拖累经济增长的最大因素；往年投资项目陆续竣工，而新开工的项目有限，可能拖累投资增长动能；工业领域面临通缩压力，煤炭、钢材、水泥等主要工业品价格趋势性下滑，制造业发展疲弱；金融机构风险偏好下降，金融支持力度有可能减弱，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短期内难以有效缓解。【详细】
农民和基层政府是耕地保护的主体，理应获得必要的经济补偿和转移支付。目前我国农户的户均农地规模为0.5公顷，相当于欧盟的1/40，美国的1/400。人均农业资源不足的现状决定了我国农业小规模生产的特性。小规模农业一方面面临着与世界主要农产品出口国的直接竞争，另一方面还承担着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农户生计安全的两重重任，对这些保护耕地的地区和农民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显得尤为急迫和必要。【详细】
“钱主”的后果就是“钱权联姻”。在西方，钱与权具有天然的近亲关系，“钱能生权，权又能生更多的钱”（斯蒂格利茨语），“政治献金”与“政治分赃”总是如影随形。美国前副总统艾尔·戈尔在《未来：全球变革的六项驱动因素》一文中指出：“美国国会，现代世界上民主选举产生的国家立法机构的化身，现在不经过控制着国会议员们的竞选财源的公司等特殊利益集团的许可，就不能通过法律。”美国经济学家曼瑟尔·奥尔森对此深有同感，他指出，美国的“问题是现行政策有利于热心维持现状的利益集团。改革要求政府必须将国家利益置于这种狭隘利益之上，而这在民主国家里越来越难做到”。事实胜于雄辩。2001年，小布什政府退出《京都议定书》的背后就是“钱权联姻”，能源巨头绑架政策。美国私人枪支泛滥，却始终无法出台全面禁枪法案，背后也是“钱权联姻”，步枪协会左右政策。奥巴马在《国情咨文》中提出了雄心勃勃的高铁计划，但时至今日依然是纸上谈兵，背后的原因之一就在于“钱权联姻”，铁路企业和航空企业携手反对。美国的“旋转门”为世人津津乐道，纷纷效而仿之，其实背后还是“钱权联姻”，政治人物和大财团之间利益双向输送被包装得天衣无缝，难怪斯蒂格利茨说，“所有美国参议员和大多数众议员赴任时都属于顶尖1%者的跟班，靠顶尖1%者的钱留任，他们明白如果把这1%者服侍好，则能在卸任时得到犒赏”。美国民主的实质就是“1%所有，1%统治，1%享用”。【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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