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传宝：20世纪80年代经济特区创办的艰难历程

主讲人：沈传宝，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二研究部处长、研究员

主  题：20世纪80年代经济特区创办的艰难历程

讲座要点：

一、创立的背景

二、经济特区初创的艰难历程

三、特区发展的春天

四、经济特区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讲座全文

今天主要谈80年代经济特区初创的艰难历程。

经济特区，是指主权国家或个别地区在其境内划出一定范围，实行特殊开放政策和特殊管理体制，以此实现特定经济目标的特殊区域。举办经济特区，是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战略部署的组成部分，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一项重要实验。上世纪80年代，各经济特区在实践中认真探索，不断总结经验，开拓前进，取得卓著进展。

一、创立的背景

1、“文革”动乱局面的结束。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结束了文革十年动乱，实现了党和人民的共同意愿，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国家，挽救了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此后，党中央立即采取措施，稳定局势，工农业生产得到比较快的恢复，拨乱反正开始进行。党和人民对国家从困境中奋起充满希望，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各项工作。

2、文革后对国际形势的新认识和大规模出访：在粉碎“四人帮”、实现国内政治局面的安定后，通过日益增多的对外交往，对国际形势有了更为直接和全面的了解，进一步改变了“世界战争迫在眉睫”的看法。1978年，仅副总理和副委员长以上领导人的出访就有20多次，访问的国家和地区达50多个。最受世人瞩目的是邓小平1978年10月对日本进行的访问。邓小平兴致勃勃地参观了日本的钢铁厂、汽车厂、电器厂等大企业集团；他还坐上气垫船、乘坐新干线列车，说我们正需要这个速度。这次成功的访问，为中国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设备和管理方法，加快现代化建设步伐，打开了局面。1979年新年刚过，邓小平又马不停蹄飞越太平洋造访美国，美国三大主流电视网每天的黄金时间都变成了“邓小平时间”，邓小平以他的潇洒自如、风趣幽默在全世界刮起了一阵“邓小平旋风”，尤其给国人留下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是：“我懂得什么是现代化了！”

还有一次访问比较重要，这就是1978年5月2日至6月6日，谷牧率团对法国等欧洲五个国家的访问，这是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央向西方国家派出的第一个政府代表团。这些国家对我代表团的来访非常重视，礼遇很高。在法国、比利时、丹麦等国，都是总理、首相迎接并主持会谈，比利时国王和丹麦女王还在王宫内设宴款待代表团。在同法国巴尔总理会谈时，谷牧按事先做的准备先谈政治。巴尔总理说，这些问题您同总统会见时再讨论，我们今天主要谈经济。但是，在同法国总统德斯坦会见时，他开始就说我对经济有兴趣，法国的东西哪些是中国需要的，法中两国可以在哪些方面进一步发展合作？结果根本没谈到政治。在联邦德国访问巴伐利亚州时，州长在宴会上说，听说你们资金困难，我们愿意提供支持，50亿美元怎么样，用不着谈判，现在握握手就算定了！代表团从丹麦去联邦德国时，丹麦代首相在机场送行时说，你要到大国访问了，希望不要忘记我们小国。从这种带有幽默性质的谈话，可以看出，他们是如何急于为其过剩的资本找出路的。在将近40天的时间里，谷牧一行先后访问了15个城市，重点考察了这些发达国家工农业和科技的现代化水平，他们组织管理社会化大生产的经验。考察团被中西方间的落差所震动。他们发现：西德1977年褐煤产量为1.23亿吨，职工只有2万人。西德莱茵州一个露天煤矿，年产煤5000万吨，一线生产工人只有900人。最大的一台轮斗式挖掘机，只要5个人操作，一天产量就达40万吨。而我国当时露天煤矿的生产水平，年产5000万吨煤大约需要16万名工人，相差80倍。再如，瑞士伯尔尼公司的一个水力发电站，装机容量为2.5万千瓦，职工只有12人。我国江西省江口水电站，当时装机2.6万千瓦，职工却有298人，高出20多倍。这些差距让他们感到震惊。

代表团回国后，撰写了《关于访问欧洲五国的情况报告》，送呈党中央、国务院。考察报告提出：为了更大规模地引进国外技术设备，要有灵活的支付方式；要改进经济管理体制，在外贸体制上给地方、各部以一定的权力，等等。更为主要的是，谷牧多次提出我们的上层建筑必须要改革，提出资本主义并没有没落，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这在当时是比较大胆的。

6月30日，中央政治局专门开会听取谷牧的考察汇报。这次会议从下午三点半一直开到凌晨一点钟 。谷牧发言后，这些经历过“文革”，尤其是参加1967年所谓“二月逆流”的老帅们群情激奋，谈话率直。叶剑英、聂荣臻和李先念都说，外边的情况，谷牧这次出去看清楚了，讲明白了，该是下决心采取措施的时候了。会后，聂荣臻意犹未尽，让他的秘书通知谷牧到家中详细介绍出访西欧的情况。谷牧一进门，聂荣臻就开门见山地说：“谷牧，你的报告写得太好了，我都看了五六遍了。真想到当年留学和工作过的国家走一走，可是我80多岁了，走不动了。”

7月6日，国务院召开了由有关部委负责同志参加的关于四化建设的务虚会。李先念在总结时指出：目前的国际形势对我国十分有利，我们应该有魄力、有能力利用国外的先进技术、设备、资金和组织经验，来加快我们的建设。

3、十一届三中全会工作着重点的转移和改革开放政策的制定。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元年，是中国历史的转折之年，中华大地正在孕育着一场新的伟大的革命。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讨论了党和国家的工作着重点转移问题，作出了把全党全国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和实行改革开放的决策。会议以后，人们冲破长期以来旧框框的束缚，把眼光投向世界，认真观察和分析国外经济发展。当时世界上有8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500多个出口加工区、自由贸易区和自由港，有效地开展对外经济贸易和技术交流。这种经验启示人们思考：我国沿海某些地区，是否可以借鉴采用。

4、各个地方发展经济、改变面貌的积极性。这一点，沿海的广东、福建更加迫切，更加主动。在深圳，离罗湖口岸近在咫尺有一个罗芳村，村民们千方百计不惜冒死从深圳河北岸逃往南岸的香港新界，直至逃过去500多人后又建起了一个新村，村名却依旧叫“罗芳村”。令人惊讶的是：同样以种田为业，深圳河北岸的罗芳村农民人均年收入仅134元，而河南岸的香港罗芳村农民人均年收入则高达13000元。1978年7月习仲勋来到深圳沙头角视察，也看到界碑两边，香港那边热闹繁华，深圳这边一片萧条，一片狼藉，这对他触动很大。

1979年1月16日，广东省派吴南生等前往汕头地区宣传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汕头的面貌让吴南生心里十分震惊：那些他所熟悉的楼房残旧不堪，摇摇欲坠：街道两旁，到处都是用竹子搭起来的横七竖八的竹棚，里面住满了成千上万的男男女女。市容环境卫生脏乱不堪，污水横流，臭气熏天。吴南生十分气愤。但如何才能尽快变得富裕起来？吴南生心中没底。一位新加坡的朋友给他出了个大胆的主意：“你敢不敢办像台湾那样的出口加工区？敢不敢办像自由港这一类东西？”吴南生恍然大悟。为什么我们不能把汕头市划出一块地方来，办出口加工区，吸引外商投资办企业呢？21日夜里，吴南生不顾正感冒发烧，迫不及待地用电话发了1300字的电报给习仲勋和省委，汇报了自己的想法。没几天，省委在讨论时一致同意这一违反“天条”的设想，认为广东不单是应在汕头办出口加工区，还应该在深圳、珠海办。习仲勋当即表态，“要搞，全省都搞！”“先起草意见，4月中央工作会议时，我带去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