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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传宝:20世纪80年代经济特区创办的艰难历程

2014年10月23日09:04   来源:人民网-理论频道

二、经济特区初创的艰难历程

(一)设立经济特区的决策及其名称的由来

1979年1月31日,大年初四,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谷牧接见交通部部长彭德清、招商局副常务董事长袁庚,并听取汇报。袁庚要求在深港边界划出一块地作为工业区开发用地,李先念说:给你一块地也可以,就给你这个半岛吧(指南头半岛)!2月2日,谷牧召集有关部委负责人会议,落实李先念的指示,并在会议上指出:要在靠近香港的蛇口地区开设工厂,除地方行政“按国内一套办”之外,在经济基础上要闹点“特殊化”,要像香港那样“进出自由”。于是,7月2日,深圳炸山填海,打通蛇口五、六湾间通道,被誉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特区建设的“开山炮”。

与此同时,一个更大的开放计划正在酝酿。1979年4月,中央召开专门讨论经济建设问题的工作会议。在会上,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向小平汇报时提出:希望中央下放若干权力,让广东在对外经济活动中有较多的自主权和机动余地,允许在毗邻港澳的深圳和珠海以及侨乡汕头举办出口加工区。中央领导十分赞同这一设想。但是,叫出口加工区呢,与台湾重名,叫自由贸易区,又有忌讳。针对命名问题犹豫不决、僵持不下的情况,邓小平说:还是叫特区好,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

当天晚上,谷牧在晚餐后散步到中南海东南角,又见到小平同志,一见面小平同志就问:“谷牧,今天上午我说的话你听明白了吗?广东那几个地方就叫‘特区’。”

1979年5月11日,谷牧带领由国务院进出口领导小组办公室、国家计委、外贸部等部门同志组成的工作组,到广东、福建进行调查研究,就两省经济发展的条件和规划设想进行调查和讨论。5月16日谷牧在视察了中山、珠海。在孙中山的家乡翠亨村,他听了孙中山54年前的讲话录音,深有感概地说:对比香港、澳门,我们落后了。我们不能再“睡觉”了,要“醒”过来。我们要在体制和政策上来一个大转变。二十多日的调研结束后,谷牧一行帮助两地起草了向中央的请示报告。7月15日,党中央、国务院于以中发50号文件批转了广东、福建的报告,决定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批准举办深圳、珠海、汕头、厦门4个出口特区,特区由此应运而生。

1979年9月20日,谷牧陪同丹麦女王玛格丽特二世到广州访问期间,广东省领导等提出是小搞、还是大搞的问题时,谷牧强调说:“小脚女人走就起不了这个作用。广东要快马加鞭,抢时间走在全国的前面。”他还说:“办特区,就看你们广东的了,你们要有点孙悟空大闹天宫的精神,受条条框框束缚不行。”习仲勋当场就广东负责特区建设的副省长对吴南生说:你去当中国的孙悟空吧!

为进一步研究落实两省如何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办好经济特区,1980年3月,谷牧主持召开广东、福建两省会议。会上,谷牧采纳广东省建议,确定把“出口特区”改名为具有更丰富内涵的“经济特区”。这次会议形成的《纪要》,使举办经济特区已、由一年前的大致构想开始逐步具体化了。

为了给举办经济特区提供一个基本的章程,早在1979年中央50号文件下发后,谷牧即委托广东省有关方面起草关于举办特区的法规性文件。最后通过的条例仅仅2000字,前后一年时间,十三易其稿。1980年8月21日,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上,时任国家进出口委、外资委副主任的江泽民同志对在广东、福建两省设置经济特区和《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作了说明。《条例》反映了经济特区对外开放的程度和发展经济的特殊办法,成为特区建设的纲领性文件。

8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这就完成了经济特区设立的决策和立法程序,标志着中国经济特区的正式诞生。这一天,新兴的深圳响起了噼噼啪啪鞭炮声。8月26日这一天,成为深圳经济特区诞生纪念日。

(二)建设的过程

在国务院批准上述四个特区的位置区域后,广东省成立了以中共省委书记吴南生为主任的广东省经济特区管理委员会,福建省成立以中共省委书记郭超为主任的福建省厦门经济特区管理委员会,并着手制订建设规划、建立工作机构、宣传招商等项工作。

随着各个特区起步开发,谷牧感到,特区到底怎么办,单单在国内调查研究有一定的局限性,需要出去看看。于是,他委托当时的国家进出口委副主任江泽民率领有部委和广东、福建同志,于1980年九十月间考察了马来西亚、新加坡、爱尔兰等六个国家的9个出口加工区、自由贸易区和工业园区。回来之后向党中央作了汇报。在充分调查基础上,1981年5月27日至6月14日谷牧在北京召开广东、福建两省工作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任仲夷和项南共同提出:能不能定出几条杠杠,在几条杠杠下,让两省享受到真特殊、真灵活、真先走的东西。

由于准备充分,这次会议在谷牧主持下,较好地协调了中央有关部门和两省之间的关系,基本满足了广东、福建两省提出进一步松绑放权的要求。会议讨论形成的《纪要》,以中发1981年27号文件批转下达。文件明确:深圳、珠海、汕头、厦门是经济特区,不是政治特区;特区的经济活动在社会主义计划指导下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这是对举办特区决策以后的有关各项方针政策的集成和发展。从那时起30多年的时间里,各项工作基本还是按这个框架进行的。

经过一年多的酝酿筹备,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从1980年下半年起相继投入开发建设。开发建设起步的时候,深圳特区是边境小镇,珠海特区是滨海渔村,汕头和厦门划定特区的地方还都是山坡或荒滩。因此,首先要平整土地、通水、通电、通道路、通电信、通排污管道(简称“五通一平”,有的加上通煤气,通排洪,称为“七通一平”),多方筹措资金,为吸收外商投资和企业生产经营创造条件。

深圳,蛇口工业区在1979年上半年就着手施工。香港招商局,使用本企业的部分积累,运用自身的优势,从香港金融市场上筹借贷款,建成通往香港的客货码头、直拨香港的微波电话、变电站和供水站。他们在施工中引进国外先进管理经验,提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创造了较快的速度和较好的效益,以后被誉为“蛇口模式”。罗湖区的开发曾经引起争议。1980年7月27日,一场大暴雨把罗湖一带淹成一片汪洋,深圳负责人考虑应该先开发罗湖。但是开发罗湖需要巨额资金。于是吴南生找到谷牧,提出没有“酵母”做不成面包。深圳现在还没有条件向国外贷款,能不能给点国家贷款,作为酵母?谷牧是位建设行家,他答应先帮助贷款3000万元。吴南生喜出望外,对谷牧说,有了“酵母”,特区的建设可以做到不用国家的投资了。于是,罗湖山一声巨响,利用3000万元贷款搞“五通一平”的基础设施建设,特区建设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厦门特区起步的方式是湖里工业区开发与全市配套工程同时进行。福建省委常务书记项南同志提出厦门搞特区建设要先集中力量抓好基础设施建设。他说:“没有机场就没有特区。要下决心在厦门建飞机场,既然搞特区,又是对外开放,就一定要飞出去。”1981年,厦门机场建设使用科威特阿拉伯基金会优惠贷款。1982年1月动工,一年零八个月完工,1983年10月正式通航,创造了国内机场建设史上的高速度。后来又成立厦门航空公司,为全国首家地方航空公司。东渡港一期工程是全国港口10个重点工程之一,设计能力为年货物吞吐量260万吨,1983年全部建成。

上述四个特区,都结合实际情况对经济体制改革作了开拓性的探索。步子迈得较大的是深圳。除建筑设计施工实行招标承包以外,还推行劳动用工合同制,浮动工资制,放开大部分生活资料价格,房地产商品化等等。这些改革,促进了特区建设,引起了内地的重视。

特区建设和改革铺开后,举国为之注目。内地十多万建筑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陆续进入特区,工程进展日新月异。到1985年底,四个特区累计开发了60平方公里的建设用地,基本建成了8个具有现代化综合设施的工业小区,以及与之配套的市政工程、商业楼宇和旅游设施。经济特区从规划蓝图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

(三)争议与艰难

经济特区成立伊始,就迎来各方关注的目光,同时各种议论也接踵而至。广东和福建的干部不断受到来自北京的政治压力和各地的排斥。由于不同的定价方式,一些省份也对农民与广东的交易采取围追堵截的方式。许多部委发出指示,最后都会加上一句:“广东和福建概不例外”。

1982年3月29日,上海一家报纸刊出《旧中国租界的由来》,文章影射深圳经济特区即将变成“新租界”,当时中央有位老同志从深圳回来后说,那里除了挂五星红旗是红的,剩下都资本主义了。

1982年,中央将两省的负责人召集到首都,专门召开书记处会议讨论这一问题。针对一些人对特区的责难,谷牧运用事实对特区的发展作了辩护。他说:“我想问一问:特区的工人是不是还在做工?农民是不是还在种地?学生是不是还在上学?有了一些引进外资的变化,管理方面的变化,不过是做了些改革的试验,为什么不可以把这些试验进行下去呢?!”

1982年初,恰好机构改革,负责特区事务的国家进出口委被撤销。在质疑最猛烈的时候,谷牧选择八个人组成的特区工作组,处理相关事务。但其中有人受到忠告:你们上了特区这条船,就不怕船翻了。谷牧给小组成员交了心:你们如有顾虑,可另行分配工作,同时给他们打气:不论出了什么问题,板子不会打到你们身上,只算我谷牧一个人的。他开诚布公地说:“我是准备让人家火烧赵家楼的。”谷牧这样说,是做好了让别人骂卖国贼的准备。

在打击走私基本告一段落后,谷牧下决心把特区的几个重要问题进一步搞清楚。经过调查研究,对特区的性质和功能、特区发展的初步评价、特区的管理自主权等问题,有了明确的认识。于1982年11月初向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报送了《关于举办特区工作的汇报提纲》,并提交中央书记处会议进行讨论。中央于12月3日以中发[1982]50号文件发出这次会议的《纪要》。这是80年代唯一的专讲特区工作的中央文件,称为“新50号文”。中央在批语中指出:“举办经济特区,是我国在新的历史时期贯彻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的重要措施。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分工由谷牧同志具体负责。”

后来,叶剑英元帅也听到了不少对特区非议,而且很担心谷牧的处境。1983年4月谷牧在广东调研期间,看望了叶帅。叶剑英问道。“听说你最近的日子不好过?听说你遭围剿了。叶剑英紧接着用广东话问了一句:“谷牧,你有料搞定吗?”谷牧当时没听懂:“您说什么?”“我问你顶得住吗?”谷牧激动地站起来说:顶得住!“只要中央不调整分工,仍然让我抓改革开放,管特区,我一定把特区干出个名堂!”叶剑英连声说:“那就好,那就好!

所以,创办特区一路风雨,一路艰难,难在一些传统观念和习惯势力的影响,难在各种的争论和质疑,难在经验不足和情况复杂。但改革开放总要前进,停顿和倒退就是死路一条。这个时候,邓小平发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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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赵晶、谢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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