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一民
法国大革命不仅在法国现代化历程中扮演了既承前启后又开天辟地的重要角色，而且还因其在现代民主政治的创生方面所起的巨大作用，被视为一场具有世界意义的政治大革命。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曾将其与同时期发生的工业革命视为“双元革命”，并称所有近代国家几乎都是18世纪“双元革命”的产物。正因为如此，法国大革命自然受到包括中国史学界在内的各国史学界的普遍青睐。而由于法国大革命及其政治文化曾对清朝末年以来的中国历史进程产生了显而易见的影响，在中国的法国史研究领域中，大革命研究更一直是最受瞩目的方向。本文将在有限的篇幅里考察和梳理中国法国大革命史研究的缘起和演变，希望相关论述不仅能使读者对中国法国大革命史研究的情况有较为系统、全面的了解，而且还能有助于人们从某一独特的角度来认识和理解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尤其是思想文化领域的嬗变。
有政论无史学：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前期中国的法国大革命史研究
1989年3月，在上海举办的纪念法国大革命两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上，中国法国史研究会首任会长、北京大学教授张芝联曾指出中国的法国大革命研究的特征之一是“起步较晚”（几乎在大革命发生一百年之后才开始对此有研究）。此言不虚。如果说在1789年爆发的法国大革命曾经对整个19世纪的世界历史进程产生过重大而深远的影响的话，那么，它在当时的中国却迟迟未能激起应有的回响。行文至此，我们有必要先了解法国大革命的消息是何时传入中国的。
关于法国大革命消息最初传入中国的确切时间和途径，由于人们所能见到的清朝官方文书只字未予记载，故暂难确定。①此前，曾有中国学者认为，“最先告诉中国人法国发生了革命的是敌视法国革命的英国人，1793年英国派遣了马戛尔尼到中国谈判通商，他朝见过乾隆皇帝，他很可能是把欧洲这件大新闻带到中国来的第一个西方人”。②但目前中国学界一般认为，法国革命的信息在英国使节马戛尔尼抵达北京（1793年8月）前二三年已传到了清廷。此说的主要依据为使节团秘书兼特使缺席时的全权代理乔治·斯当东所著《英使谒见乾隆纪实》的相关记载。例如，该书第九章《经过万山群岛，接近澳门，开往舟山》中写道：“近两三年的法国内乱消息在北京已有风闻，那里所鼓吹的种种破坏秩序、颠覆政府的主张，迫使北京政府加以防范。”③第十二章《使节在通州上陆》中写道：“还有一点，对最近法国的种种理论，没有比中国政府更深恶痛绝的。使节团来自西方，中国不愿同地球的这一部分接近。英国与法国为邻，这一事实损害了它和远方中国的关系。”④第十五章《返回北京，在北京的观察和活动记述》中写道：“法国的动乱促使中国官方加紧提防。假如特使携带礼物在法国国内未发生暴乱以前来，遭遇到的困难要比现在少得多。”⑤上述记载似可表明，法国大革命的消息在马戛尔尼使团来华之前业已传入中国，只是因为清廷的敌视与严密封锁而使得国人对此几乎一无所知。
由于既仇视法国革命又奉行闭关锁国政策的清廷对国人严密封锁相关消息，法国大革命不可能在爆发后不久及时作用于中国。更有甚者，在此后的几十年时间里，国人对法国大革命一直所知甚少。而且，由于当时中国的国情——中华帝国尚处于鼎盛时期的末尾，政权巩固，国势强劲，尤以“天朝物产丰盛”而自豪，因此，即便法国革命的零星信息传入上层人士，亦不仅不会引起他们的共鸣，反而只会招来他们的鄙视与憎恨。此外，由于封建专制的清政府当时对知识界实行高压政策，接二连三地制造文字冤狱，即使当时有文人学士对法国大革命有不同于清廷的想法，也绝对不敢直陈己见。
鸦片战争不仅迫使清政府对外开放，同时也使得中国知识界的一些有识之士认识到，为了救亡图存，必须放眼世界，了解西方。为此，他们从了解各国概况入手。首先向国人全面介绍法国概况的是被誉为戊戌变法运动先驱的王韬。他在根据英文材料编写了一部《普法战记》之后，又在1871年根据日文材料编写了一部《法国志略》⑥。《法国志略》不仅开了中国人自己编撰法国历史的先河，而且还第一次粗略介绍了法国大革命的始末（内有八节内容介绍1789年革命）。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虽然王韬去过法国，但由于他不通法语，无法阅读法文书报，他间接得到的法国历史知识是非常有限的。至于他对法国大革命的了解，更是失之粗浅。事实上，即便王韬的《法国志略》可在一定程度上作为中国法国革命史学的开端，其不足之处也是显而易见的：既无学术传承，又无史料依据（其材料基本上取自第二、三手日本译著）。而且，由于其封建士大夫的偏见使然，法国大革命在其笔下不啻是洪水猛兽。
至19世纪90年代，法国大革命的信息不仅早已在中国传开，而且开始在中国思想界和政界都成了一个热点问题。更有甚者，在国势日危，改革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的背景下，法国大革命史还被卷入了中国政治斗争的漩涡之中。改良派的代表康有为和梁启超在戊戌变法的过程中和失败以后，都曾利用法国革命史的经验教训来论证他们的政治主张。例如，1898年，康有为为推动维新变法，向光绪皇帝进呈《法兰西革命记》，敬告光绪皇帝如果不及早变法将会激起革命。梁启超则在论述法国大革命的早期著作《罗兰夫人传》中，不仅将法国大革命视为“欧洲19世纪之母”，而且还将罗兰夫人誉为“法国大革命之母”。与此同时，革命派的冯自由、章太炎、邹容、陈天华、汪东（寄生）、孙中山等人，亦曾利用法国大革命史为自己的政治主张辩护。在此需要指出的是，如果说康、梁研究法国大革命，旨在以此为鉴，推动变法维新，在君主立宪制的基础上争取实现有限的民主自由；那么，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研究法国大革命则反其道而行之，他们讴歌大革命的精神，对大革命的思想和学说进行有利于其“本土化”的加工改造，在此基础上力倡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实行三民主义。诚然，我们在翻检此期以及稍后的辛亥革命时期革命派人士就法国大革命所写的政论文章后不难得出结论，较之改良派，革命派对法国大革命的理解要更加深刻和全面。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一直到辛亥革命时期，法国大革命史在中国是由政论家论述和传播的。严格说来，直至此时，在中国只有法国大革命史的政论，还没有法国大革命的史学。
这种状况在五四运动时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30年间有所改观。具体而言，在这30年里，中国的法国大革命史研究较之过去有了长足的发展，开始步入专业化的阶段，其主要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首先，专门研究法国革命史的中国历史学家开始出现，其突出代表为沈炼之和杨人楩。沈炼之1920年代后期赴法国留学，主修历史学并获得博士学位，其间曾经友人介绍，专程赴第戎拜访在第戎大学讲学的法国大革命史大师马迪厄，并旁听马迪厄讲授的关于法国大革命史的全部课程。学成回国之后，沈炼之教授在1941年9月出版了《法国革命史讲话》⑦。由于此时正值抗日战争时期，因而，此书不仅是中国学者撰写的第一部系统的法国大革命史著作，也是一部激励中国青年从法国革命中汲取力量，发扬爱国精神，奋起抗战以拯救中华民族的好书。杨人楩在1930年代初赴英国牛津大学留学，曾在牛津大学师从法国革命史名家汤普森教授研习法国大革命史。他于1945年出版了《圣鞠斯特》⑧，此书的前身是他在汤普森教授指导下撰写的学位论文《圣鞠斯特的政治思想》。此外，他还翻译出版了马迪厄的《法国革命史》⑨等经典之作。其次，法国大革命研究不像过去那样仅仅停留在比较肤浅的介绍、评议、政论层次，而是逐渐注意学术研究的专业性。当然，对这一时期中国法国大革命史研究的水平和成就尚无法高估。事实上，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这30年间与法国大革命史研究相关的学术活动“仍是普及多于提高，一般性多于专业性，翻译著作多于自撰著作”。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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