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一民：转型中国为什么需要《旧制度与大革命》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的法国大革命史研究

　　随着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的法国大革命史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即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指导下进行法国大革命史研究的阶段。在从1949年到1970年代末的约30年时间里，中国的法国大革命史研究不仅出现了明显的变化，而且较之前一时期有了某些不容否认的进步。

　　毋庸讳言，因为各种主客观因素，中国的法国大革命史研究曾处于“起步晚、底子薄、遗产少、基础差”（中国法国史研究会前会长陈崇武教授语）的状况。而这一状况又必然导致在某些特定的阶段内实行史学上的“拿来主义”，即大量借用外国历史著作。事实上，如果说中国的法国大革命史研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多因袭欧美，那么在1949年之后的较长时间里则又提倡一边倒学习苏联。由于苏联史学界有重视法国大革命史研究的传统，并且成绩显著，这导致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不仅也极为重视法国大革命史研究，而且还热衷于翻译出版苏联学者著述的法国大革命史著作。其中值得一提的有以下两种译著，一是曼弗列德的《十八世纪末叶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二是卢金的《罗伯斯比尔》。此外，还有根据苏联学者选本，从俄文转译的罗伯斯比尔的23篇演讲，以《革命法制和审判》为题结集出版。简而言之，在苏联学者的影响下，中国学界的主流观点是把法国革命视为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分水岭，反封建的资产阶级革命最民主、最彻底的典型，是历史上的进步现象。

　　在热衷于翻译苏联学者的相关论著的同时，此期的中国学界也翻译出版了若干出自法、英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之手的试图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写法国革命史的著作，如法国历史学家阿尔贝·索布尔的《法国革命（1789～1799）》、英国历史学家乔治·鲁德的《法国大革命中的群众》。《法国革命（1789～1799）》是索布尔的早期著作，中文版系根据1951年原著第二版译出（初版1948年）。值得一提的是，中译本在附录中收入了一篇索布尔发表在法国《思想》杂志1954年1、2月号上的重要论文《法国革命中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其中的一些观点对这一时期中国法国大革命史研究的影响颇大。《法国大革命中的群众》的作者乔治·鲁德和阿尔贝·索布尔一样，曾师从法国大革命史研究的名家乔治·勒费弗尔。他在《法国大革命中的群众》一书中对法国大革命期间的历次群众运动所做的较为深入、细致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深化中国读者对法国革命史的了解，而且还在研究方法上对中国学者深有启发。此外，这一时期在译介国外的法国大革命史著作方面还极为值得一提的有，商务印书馆在1977年出版的由北京编译社翻译的弗朗索瓦—奥古斯特·米涅的《法国革命史》。此书法文版出版于1824年，是法国著名大革命史研究专家米涅的成名作，其所叙的史事，始自1789年大革命的爆发，止于1814年拿破仑的失败。在这部在研究法国大革命史方面具有开创之功的力作中，米涅强调了法国大革命的必然性，并用各种社会阶级的不同利益的冲突来说明各个政治集团和派别之间的斗争，认为恐怖统治与拿破仑专政都是法国阶级斗争的必然结果。需要指出的是，在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中国有关部门出版此书的中译本不仅是因为原著在法国大革命史研究领域的贡献与地位，更多地是为了有助于在中国探讨阶级斗争理论。

　　相形之下，这一阶段由中国学者自己撰写的有关法国大革命的著作屈指可数，仅有王荣堂的《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和曹绍廉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除了一些小册子和论文外，系统介绍法国革命的知识性读物只有大、中学的外国史教科书。但是，这些大、中学外国史教科书中涉及法国大革命的内容大多吸收外国教材或著作。而且，如果说其在1949年之前基本上取材英美著作的话，那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则主要取材苏联著作。不过，应当指出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法国大革命无论是在中学历史课本还是大学历史课程中均占有重要地位。富有象征意义的是，这一时期每年的高考，均会出与法国大革命有关的试题。

　　需要指出的是，在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改革开放的这一历史时期，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1966～1976）期间，不仅中国的学术研究处于相对封闭状态，法国大革命史研究缺乏与国外同行交流的机会，而且，历史学家的思考和写作，往往受到政治权力和政治性意识形态的支配和主导，特别是经常会受到“左”的路线的严重干扰。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中国法国大革命史研究的发展与提高，导致中国法国大革命史研究长期处于研究领域狭窄、研究课题陈旧、研究层次偏低、研究手段落后、研究信息闭塞的状态。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一味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与其他历史研究领域一样，法国大革命史研究成为政治需要，甚至沦为服务政治斗争的工具，其形象或声誉也因此大受影响。

　　改革开放、特别是21世纪以来中国法国大革命史研究的进展与热点

　　令人欣慰的是，始自改革开放，得益于多种有利的条件，中国的法国大革命史研究日益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取得了长足的进展，热点纷呈，佳作迭出。

　　具体而言，1978年12月中国实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政策之后，中国的法国史研究，包括法国大革命史研究很快就初步呈现出繁荣昌盛的前景。翌年8月，中国成立了专门研究法国历史的全国性学术团体——中国法国史研究会，它的成立为有志于大革命研究的中国学者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交流平台，有利于深化、拓展中国的相关研究。例如，因1979年恰逢1789年大革命190周年，该研究会的第一次学术讨论会就以纪念大革命为中心议题，研究会的会刊——《法国史通讯》还为此编发了法国革命史专辑，以后又陆续刊载研究法国革命的论文与译文。1989年7月14日是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纪念日，为此，中国法国史研究会和复旦大学也在同年3月18日在上海联合举办了“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来自中国、法国、瑞士、英国、苏联、美国、日本、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80多位学者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了法国大革命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它的历史启示、当代法国大革命史研究趋向等问题。

　　此外，从1978年起中国在大学和科研机构恢复了因“文化大革命”而停止的招收研究生的工作，由此，一些高校和研究机构招收了专门学习和研究法国大革命史的研究生；一些以世界近代史为研究方向的研究生，其所在高校或科研机构亦把法国大革命作为重要的课程。国际学术交流日益加强，而且，既“请进来”（请著名的外国学者前来讲学，其中包括索布尔·伏维尔·孚雷和林·亨特等），更“走出去”（派遣中国学者，特别是青年学者到法国等国家研习法国大革命史，出席国际学术会议）。

　　当然，除了上述值得关注的事件与现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法国大革命史研究的以下变化或许更值得我们重视和肯定：“它不再接受来自‘上面’的‘订货’，也不同眼前的需要直接‘挂钩’；它力图摆脱教条主义、简单化、庸俗化的影响，通过独立研究，认识和理解法国革命时期主要人物、事件和18世纪末法国的独特现象。它不再是单纯的‘拿来主义’（尽管翻译仍占重要的地位），而是提倡创造性的研究、探讨和思考。”

　　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对法国革命史的研究和著译开始进入新一轮的高潮，而这是与学界反思当代中国过去数十年的曲折历程分不开的。尤其是在中国的改革事业进入攻坚克难关键阶段的特定背景下，法国大革命再度成为热点问题，反映了法国大革命在中国具有的经久不衰的影响力。毋庸讳言，在现代化的艰难而漫长的历程中，中国作为后起的现代国家，很有必要参照别国的发展进程，其中，法国大革命所呈现的经验与教训，自然是值得中国人高度重视的重要参照。

　　2007年，王养冲、王令愉合著的《法国大革命史（1789～1794）》的出版，意味着中国法国史研究领域也有了出自本国学者之手的大革命通史的力作。该书作为上卷，虽然时间跨度不长，但内容极其丰富，并不局限于政治事件及重要人物，还包括革命时期的社会、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其中，关于宗教斗争、女性运动、公民教育等以往被忽视的领域的研究，更是可圈可点。

　　鉴于中国人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是花在“革命的道路”上，且法国大革命在这一过程中具有不容忽视的影响，在20世纪90年代即以《法兰西风格：大革命的政治文化》一书引人瞩目的高毅近些年来较为关注中国革命中的暴力色彩与法国大革命之间的关系，他在2013年再版其《法兰西风格：大革命的政治文化》时特意增加了两篇相关论文作为附录。在第一篇论文《中法文化在法国大革命问题上的历史性互动》中，他论述了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对法国大革命中两个基本观念（“平等”与“自由”）形成的影响，以及20世纪初在中国革命派与改良派之间开展的关于法国大革命的论战；他认为，在整个20世纪中国盛行不衰的革命崇拜，基本上就是在法国革命政治文化的培育和激励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论文结尾，他则发人深省地提出如下问题：如何“民主地结束革命”？中国是否应该再次向法国学习“走出革命文化和革命崇拜的历史经验”？

　　第二篇论文题为《法国式革命暴力与现代中国政治文化》。如果说前一篇论文着眼点在于革命观念的形成，那么此文则是对革命暴力的思考。高教授认为，法国革命中表现出来的强烈的民众暴力实际上与革命本身的任务以及这一任务所面对的巨大阻力相关，换言之，在法国这样一个具有深厚贵族传统的国家，想要建立一个政治民主化的统一国家并非易事；当他把目光转向中国近现代史，发现中国革命者对于法国革命中的“嗜血性”尤为推崇。在此文的最后部分，作者力求对前文提出的问题做出自己的回答，并强调道：“法国式革命暴力一旦登上了政治舞台，再要它下来往往就很不容易。结束这种革命暴力实际上是一项极其艰巨的政治文化改造工程……当今中国也正在经历类似的历史阶段，所以很显然，正像在上个世纪初一样，今天的中国仍然特别需要借鉴法国的历史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