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一民：转型中国为什么需要《旧制度与大革命》

　　把法国人由臣民变为公民是法国大革命中革命者的共识和追求的目标，刘大明从大革命时期“民族再生”问题着手，对此研究颇多。他在2005年出版的专著《民族再生的期望：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公民教育》中，全面回溯了大革命时期关于公民教育的理念与实践，并且结合历史背景，详细分析了在当时的环境下，革命者意欲塑造什么样的新时代公民，以及当时现实中关于公民身份的讨论。除此以外，他还对大革命时期的革命戏剧、国民自卫军以及女权运动等课题做了颇有深度的研究。他认为，与公民教育相同，革命戏剧也是实现“民族再生”理想的政治工具。在政府的号召下，作家们创作了数量巨大的革命剧目。革命戏剧反映了政治派别的政治理念和大革命的进程，对大革命乃至后世都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关于大革命的恐怖统治，是法国大革命史研究必须要面对同时又颇难评判的问题。张弛在其博士论文中对此进行了别开生面的研究。尤其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他尝试将这段历史纳入一种全新的理论框架中进行解释，即意大利法哲学家阿冈本提出的“例外状态”理论，以期解释法国革命时期恐怖统治的起源、本质以及影响。在仔细梳理革命向激进和暴烈阶段转化的过程及其动因，并对恐怖的起源和性质做了深入讨论后，他颇有新意地指出，8月10日革命是主权的革命，是人民主权明确的自觉的表示，既侵蚀了“宪制权”，同时也导致了合法性的转移。在主权开启的例外状态中，恐怖统治开始了。由此，他认为，恐怖是一种全面例外状态下的绝对的决断，是对一类人不加区分的任意的且无任何罪责区分的惩处，是对一切被抽离于秩序之外的纯粹的生命的归置。

　　概而言之，关于法国大革命，如果说20世纪80、90年代中国学者主要关注和研究的是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原因、大革命的分期、热月政变的性质以及对罗伯斯庇尔和丹东等人的评价的话，那么在进入21世纪后，学者们涉猎的领域和问题不断拓展和增加，例如，目前有多位中国学者在分别关注反革命、革命中的资产阶级，以及旺代地区等话题。随着中国学者接触到越来越多的原始资料，与国外学者交流的机会越来越多，中国学界在法国大革命方向的研究水平提升得非常快。更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不少年轻学者在研究取向上已力求“去意识形态化”，并在增强历史主义意识的同时，高度重视原始材料的利用和解读。

　　众所周知，启蒙运动与法国大革命的关系密不可分。故此，对法国启蒙思想的研究长期以来也是中国法国大革命史学界关注较多、成果颇丰的领域。进入21世纪以来，相关研究的理论取向和研究视野都出现了一些较为明显的变化，启蒙运动中的分歧、法国启蒙运动与他国启蒙运动之间的关系以及反启蒙运动成为研究的热点。如李宏图提出，在强调启蒙运动作为整体性的同时，也要注意启蒙运动内部的分裂，即启蒙思想家之间的差异性。同样，在重视18世纪法国的启蒙运动的同时，也要联系同时代其他国家地区所发生的启蒙运动，如苏格兰启蒙运动、荷兰启蒙运动、意大利启蒙运动，甚至包括中国明清之际的启蒙运动，将这些启蒙运动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看待和研究。张智则不仅关注启蒙思想与旧制度末年公共舆论中关于“民族主义”话语的关系，同时还着力研究“反启蒙”的问题。他在题为《略论法国旧制度末期的反启蒙运动》的论文中，通过详细分析“反启蒙运动”中的主要成员以及他们的作品，探讨他们如何运用启蒙的话语来反对启蒙思想，以及他们如何在出版物、在公共空间与启蒙运动针锋相对。他认为，反启蒙运动对于19世纪法国政治和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反启蒙话语则成为19世纪反现代主义者的重要灵感来源之一。这说明，反启蒙运动并不如过去认为的那样，是启蒙运动截然对立的阴暗面，实际上，它早已超出“旧制度”的范畴，并与启蒙运动一道，成为现代社会种种思想和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中国学者在较早即极为重视对早期启蒙思想家的两大代表孟德斯鸠与伏尔泰的研究的同时，亦早就对更为年轻且更为激进的启蒙思想家——百科全书派以及卢梭，特别是后者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在最近这十来年的启蒙运动研究中，卢梭依然是备受关注的一位历史人物，相关研究进展颇大。范昀系统梳理了卢梭在中国的接受史，并对接受过程中存在着的误读做出了反思。但他认为，即便存在着误读，作为重要的法国思想家，卢梭的思想在客观上成为了中国现代思想发展的引擎和动力。徐前进则另辟蹊径，选择卢梭的病作为研究卢梭思想的切入点。他在发表于《历史研究》的相关论文中指出，卢梭的思想由启蒙向浪漫风格的转变，以及他去世后多变的历史形象与其身心病痛有关。徐前进还专门撰文分析了卢梭与法国革命的关系。他认为，首先是卢梭的政治观念与革命诉求的相似性，其次是卢梭作品中的人性气息对读者的感染，最后是卢梭的美德观契合了革命信仰。但仅考虑这些方面，卢梭与法国革命的关系仍是模糊的。卢梭的思想有多样解读的可能性，包含革命与反革命、保守与激进、集体主义与个体主义、自由与专制等相反的解读方式，于是革命时代的各种政治诉求都能从中找到相关的依据。他的相关研究表明，当代中国学术界在“借用”卢梭的思想联系中国现实问题的同时，卢梭研究作为真正的学术研究，已经转入更深入细致的领域。

　　探究旧制度末年的司法改革、理清高等法院与启蒙运动的关系，对于认识旧制度、特别是它的崩溃和法国大革命的爆发之间的关系至关重要。如果说原来国内学界对此的研究较为薄弱的话，那么在进入21世纪之后，这一状况已随着庞冠群发表一系列研究成果而明显改变。在《莫普司法改革与法国旧制度的崩溃》一文中，庞冠群指出，莫普进行的司法改革意在强化王权，然而却引发了严重的司法与政治危机，结果反而加速了旧制度的灭亡，加速了革命的到来。她认为，改革失败的根源在于它在具体举措上的激进性，在思想层面又激起了公众舆论对于旧制度各种弊端的激烈讨论，这些因素相叠加，无疑就动摇了旧制度的根基。在她的另一篇论文中，庞冠群延续了这一观点，认为莫普改革在无形中进一步推进了启蒙思想的广泛传播，为大革命的降临做了思想和舆论上的预演。

　　洪庆明同样对公众舆论做了深入的研究。在《试析18世纪法国“公众舆论的演生与政治文化转变》中，他主要抓住“公众舆论”这个词本身，运用语义学的方法，从社会文化史的角度，在18世纪的文本环境中去阐释旧制度末年这一特殊的政治文化现象。洪庆明提出，“公众舆论”语义变化之中，隐含着18世纪法国社会一系列政治观念的转变，其中包括社会与国家相分离且高于国家的观念，以及对公开性的强烈追求，这些观念对革命前的法国社会造成了极大的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