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冬琴
被资本驱逐是“命中注定”？
创始人：缺乏规则感的饮鸩止渴；
投资人：条件苛刻的雪中送炭。
“我们做律师这一行的，觉得很有趣，创始人与投资人产生争议，其实它的本质就是股东利益争斗，但真正就这个问题打官司的并不多。他们在媒体上炒作也好，隔空发声、互相抱怨也好，真正走到法庭起诉，该是怎样就怎样，让法律来解决的很少。”吕海波对《中国经济周刊》说。
他分析称，近年来发生的创始人被资本“逼宫”的案例，其中是有一些共同点的。
第一，这些项目大部分融资都是雪中送炭，而不是锦上添花。在企业发展遇到困难的时候融资，投资方的条件会相对苛刻，为后面的争斗埋下种子。
例如，2006年，软银赛富为吴长江“救场”，带来2200万美元投资，但为保投资稳妥，软银赛富与雷士照明签订了一系列的投资协议，包括对每年的绩效、奖金、转让限制、优先购买权、赎回权等都做了明确的要求。
吴长江回忆，“企业一旦操作不慎，每条条款都足以压垮企业”。他说，那时候跟风投谈判，还没什么经验。但企业缺钱的事实，又将自己有意无意地推上与风投合作的平台。风投进入对每个条款甚至细节都做了很详尽的约定，对他来说无疑又像被“架”上了，这使得他不得不去认真思考，怎样才能在这场对赌中不至于输掉。
“我们看到，创始人引入投资不是出于发展，而是出于解困，这时候可能投资人和创始人之间的争斗就会更严重，有时候投资人甚至被形容为‘乘人之危’。”吕海波说。
第二，这些项目不可避免都有一些不合规甚至违法的影子在里面，这是争斗的导火索。
比如，王冬雷一方指出，吴长江在未告知董事会成员的情况下，将雷士照明品牌权利私自授予了另外三家与吴长江有深度关联的企业。
再比如，平安方面称，接到上海家化内部员工举报，反映集团管理层在经营管理中存在设立“账外账”、“小金库”。
“存在一些内幕或者不可告人的东西，他们不愿意在法庭上把所有的东西都抖出来，落得大家两败俱伤的局面。”吕海波说，另外，还有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当初签协议的时候不够严密，约定得不够清楚，起诉起来有一定的难度。
在这些争斗案例中，不少存在着“桌底协议”的情况。例如，吴长江声称握有与王冬雷的“君子协定”；葛文耀也在微博上说，与平安方面曾有口头的协定，比如“不会管的，只要审计报告不错，上市公司不派人”。
吕海波认为，这体现出作为融资方企业，公司治理需进一步完善，同时对与投融资的“规则感”也需进一步加强。
“我们代表创始人跟投资人谈判时，考虑某个条款是不是比较苛刻，需不需修改，创始人说无所谓，反正是投资人拿钱给我。创始人觉得好像钱到了我这边，就是我控制了，对背后的权利义务认识不够。而投资人一定会从法律层面做更专业、更严格的条款设计。而且投资人会在投资不同项目时不断积累经验。这也是现在创始人和投资人发生争斗时比较容易吃亏的原因。”吕海波说。
2008年，鼎晖以注资约2亿元的代价，获得了俏江南10.526%的股权。不过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鼎晖入股时，投资条款中设有“对赌协议”：如果俏江南无法在2012年年底前上市，鼎晖有权退出投资，并要求俏江南的原股东高溢价回购鼎晖的股权。
此后，俏江南两度冲击资本市场，但均以失败告终。2011年9月，张兰公开炮轰鼎晖投资，表示早就想清退这笔投资，但鼎晖要求翻倍回报，双方没有谈拢。
张兰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引进鼎晖投资是“最大失误”，“毫无价值”，并称“他们什么也没有给我们带来，那么少的钱占了那么大的股份。就当我们交了学费吧”。
雷士照明曾经的投资方、赛富亚洲合伙人阎焱在自己微博上发文：“不知鼎晖当年是否拿了把刀架在了俏江南的脖子上签的约……若当年鼎晖的投资合约不是武力相挟的城下之约，那么这样对投资人事后的谴责及翻盘就显得太缺乏商业的基本诚信了。”
“对赌赌什么？赌企业的未来。投资人一定是投资企业的未来，而不是投资企业的现在。这个未来是建立在你作为创始人或者管理层努力工作、共同发展的基础上。我当时花10块钱买你的未来，后来发现你的未来不值10块钱，可能算下来只值5块钱，所以可能要求创始人赎回，或者再转一部分股份给投资人，让投资人减少损失。”吕海波谈道，对赌是相对公平的。但是，这需要创始人对自己企业的未来不仅要有足够的信心，更要有准确的判断。“一些创始人在签对赌协议的时候，往往是贪大求全，我为了要发展，不管什么条件都先把钱拿过来，或者是饮鸩止渴，企业很困难了，一定要描述一个好的蓝图把钱‘蒙’进来。这种情况下就给后面的争斗埋下一个祸根。”
投中集团的高级分析师宋绍奎也建议，对赌是商业化行为，对于有些企业，尤其是创业型企业、急需引入资本的企业，要以清晰的心态，谨慎处理这样的合作。因为一旦签署这样的协议，达成这样的战略合作，未来就需要围绕对赌目标去承担相应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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