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中旬的一天，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的一间会议室里，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和郑永年相约见面。早上刚下飞机的郑教授风尘仆仆，皮肤晒得有点黑，他从紧张的会议安排中为我们挤出了两个小时。
在此之前，记者曾两次拜访郑教授，他给记者留下的印象是：思维敏捷，知识渊博。无论谈什么问题，他都能从历史的深度和国际比较的宽度中找到参照，纵横捭阖。他曾说：“在知和行之间架起桥梁，是学者最重要的任务。”不管工作多么紧张，他每年都会到中国很多次，了解高层想法，体察民间实践，做出自己的分析，提出自己的建议。
近期，他接连出版了4本书：《技术赋权: 中国的互联网、国家与社会》《大格局：中国崛起应该超越情感和意识形态》《关键时刻：中国改革何处去》《不确定的未来：如何将改革进行下去》。我们的话题也是从当前中国的改革开始。
通过不做事、不改革来保持清廉，是一种变相的腐败，而且是更大的腐败
环球人物杂志：您觉得当前中国社会发展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
郑永年：任何一个新兴经济体在从发展中国家进入发达国家的进程中，都会遇到如何维持社会平衡、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问题。中国也是这样。未来10年至15年，中国将经历人均国民收入从今天的7000美元提升到1.3万美元，进入高收入社会的进程，也就是人们所说的跳出“中等收入陷阱”。
这是一个不容易的过程。据世界银行的统计，二战后到目前为止，世界上只有十几个国家顺利避开中等收入陷阱，进入发达国家行列，而且其中大部分都是石油国家，除此之外就只有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但日本和四小龙有其发展的特殊条件：日本战后顺利获得了西方开放市场，再加上自己的努力；四小龙也同样。另外他们都是较小经济体。而中国则是今天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一个贫穷国家在这样短的时间里，以这样快的发展速度进入中等收入国家，世界经济史上没有先例。西方走过这个阶段用了100多年，中国如果能在今后15到20年跳出中等收入陷阱顺利进入发达国家，将创造另一个经济奇迹。
怎样通过改革避开这个陷阱，是中国当前最大的问题。在经济方面，西方还没走出2008年金融危机的阴影，直接影响中国出口；在周边环境方面，南海、东海都面临争端。此外，中国自己也需要调整，经济结构改革不那么顺利，经济增长速度减缓；社会方面也面临很多问题，如群体性事件、恐怖主义、环境污染、社会抱怨越来越深等等。
日本和四小龙在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中，医疗、住房、教育等社会政策做得很好，奠定了消费社会的制度基础，20多年间，中产阶级达到了70%—80%。而中国经过30多年发展，中产阶级只有25%—30%。另外，社会政策没有做好，像医疗、住房、教育等，太产业化、商业化了。中产阶级比例小，表明穷人还占大部分，这样的社会结构，就容易出现政治、社会激进化的问题，政府面临的政治压力也很大。这些问题应该如何解决？只能靠改革。
环球人物杂志：您最近出了好几本书，其中很多都提到了中国改革。在您看来，中国的改革应该向何处去？
郑永年：十八届三中全会主要讲改革，这些内容和理念获得了广泛的认同。现在的问题是：谁来做，从哪里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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