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人物杂志：中国能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善于向其他国家学习。在您看来，中国接下来最应该向哪个国家或哪几个国家学习？
郑永年：中国是一个学习型的国家。学习，不仅是指学习别人成功的经验，更重要的还要吸取失败的教训。新加坡的很多成功经验值得学习，苏联垮台的教训也值得学习，日本经济停滞的教训值得学，美国的很多教训也值得学。中国以前学习的主要是从贫穷国家到中等收入国家的发展经验，下一阶段，中国要从中等收入国家向发达国家发展，在社会政策方面有很多要学习的地方，如日本和四小龙是怎样成功解决的。我们不仅要学习友好的国家，也要善于向自己的敌人学习好的经验。
环球人物杂志：您认为具备了哪些条件才能称得上是一个真正的大国？
郑永年：我认为，真正的大国首先是内部制度的可持续发展；第二要有意愿和有能力承担国际责任；第三要充当国际和平的角色，促进世界的和平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要幸福，就要超越个人利益，多为社会考虑
环球人物杂志：可否谈谈您现在的生活？
郑永年：我个人的生活很简单，就是读书、写书、社会调研。我常说，人如果要认真做些事情要有3个感觉：饥饿感、劳累感和孤独感。男人尤其如此。我很喜欢跑步，每周会跑一到两次，我发现跑步可以同时获得这3个感觉。有时间我也喜欢爬山，和同事打打球。
我出生在浙江农村，上大学前一直做农民。80年代的大学校园里风行存在主义，我受萨特等人的思想影响很大，相信人生是自己选择的结果。每人每天都只有24小时，做什么不做什么，是你的选择；生活中的诱惑也太多了，要什么不要什么也都是你自己选择的。
我和太太都是学者，我们选择享受简单的生活，这样我们就有比较多的时间读书和思考问题。我有两个孩子，都在美国读大学，女儿学人类学，儿子学工程。我常跟他们讲，要幸福，就要超越自己的利益，多为社会考虑，知识分子没有社会责任肯定做不好。
我从2008年至今都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一来到这个所，我就开会提出东亚所同仁之间不要搞政治，简简单单做学问，认认真真研究问题。在此之前，我曾在英国诺丁汉大学做过3年研究，当时的雄心还是挺大的，想做一个欧洲最好的中国政策研究所。后来选择到新加坡大学东亚研究所，也是觉得新加坡离中国近，了解中国更方便。东亚所每周平均要给新加坡政府递交两个政策报告，加上行政工作和自己的研究，每天忙得不亦乐乎。
环球人物杂志：很多中国读者熟悉您，是因为读了您独具视角的专栏文章，分析透彻，很有建设性，而且您研究中国的著作也很多。
郑永年：每周给新加坡《联合早报》写一篇专栏文章，属于业余爱好。开始是给香港《信报》写的，到后来为《联合早报》写，已经连续写了17年。
我在学术上没有任何敌人，需要超越的应该是自己。马克思讲哲学家有两件任务，即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我觉得认识世界，这是学者的首要任务，但我们也要认识自己的有限性。我见过很多世界著名的学者，越是大学者越谦虚，正是“知，然后知不足”。
环球人物杂志：您认为，学者最重要的责任或者价值体现在哪里？
郑永年：我不喜欢做象牙塔里的学者，我喜欢做社会调查，经常每月两次到中国搞调查。一个社会要进步必须知行合一，学者的任务是要在知和行之间架一座桥梁。人不能光生活在自己构建的理想当中，人类从来不缺少理想，但是99%的理想都死掉了！
现在，很多人抱怨中国缺少民主，缺少社会公正，论述民主怎么重要，社会公正如何重要……这些实际上都是假命题，因为没有人说民主不好，社会公正不好，最重要的是找到合适的方法来实现这些价值。学者与社会的关系，有点像医患关系，首先要诊断社会问题在哪里，底线是不能越治越坏。好的学者，就是要不断地发现问题和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而不是利用社会的机会为自己赢得“喝彩”，那样做是对社会不负责任。人是有价值的，但要拒绝被价格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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