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届中央政府的集权状态已引起很多关注，各种看法都有。我认为，这在当下是必然的。一方面，改革需要集权。中国有太多既得利益集团，没有中央集权，就很难克服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改革就推不下去。另一方面，集权也会产生负面效果，一些人对改革没有积极性。因此，集权阶段之后最终还要分权，把权力分给地方、企业、社会等改革的行动者。也就是说，集权实际上只是第一步，目的还是为了分权——通过集权收回既得利益集团的权力，然后将这些权力分到地方、企业和社会，毕竟改革的主体和受益者都应该是他们。
当前的反腐败运动也很重要。不反腐，政府就会失去老百姓的信任，会降低政权的合法性。不过，在现在强大的反腐压力下，官员可能会因为担心自身安全，而不敢放手改革。事实上，通过不做事、不改革来保持清廉，是一种变相的腐败，而且是更大的腐败，因为你占用了非常有限的政府行政资源却没有做事。因此，反腐败最终要制度到位，让不腐败又做事的人得到任用和鼓励。
体制改革很不容易，因为后面都是庞大的既得利益，无论国企、金融，还是医院、学校，动谁都很难。怎么办？可以通过体制创新，在既得利益之外创造新的利益。邓小平就很智慧，在改革开放之初，一面遏制既得利益方，另一面不断创造培养出新的利益。现在也要一方面遏制腐败，另一方面给清廉干部创造好的平台。
三中全会规划了长远的发展蓝图，提出了几百项改革目标。但在近期，必须找到改革的突破口——就是对百姓有利的改革。以前很多改革并未让百姓获得实惠，大多利益流向了既得利益集团。其实，有利于老百姓的突破口是能找到的，比如，公共住房。新加坡公共住房占80%以上，香港占50%以上，中国却不到20%。中国城市人均住房建设面积是40多平方米，城市中有大量空房，而同时又有很多人没房住，这就是分配出了问题。挖10个坑不如挖好1个坑，要实实在在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解决。
环球人物杂志：今年1月，路透社预测了2014年全球十大风险：其中中国改革位列第三。中国改革的成败对于每一个中国人的影响是切身的，那对于世界它意味着什么？
郑永年：中国是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人消费什么不消费什么，对世界市场影响很大——世界都在盯着中国。西方经济复苏仍然乏力，结构性改革无望，所以中国的改革成败，决定着世界经济能否持续增长。同时，中国还是一个资本充裕的国家，谁都想要。今天的西方很虚伪，他们一方面需要钱投资自己的经济，另一方面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又不让中国资本过去，中国开发西方市场面临巨大的困难。现在看来，中国完全可以通过复兴丝绸之路，开发新兴市场。
把多党制与民主制画等号是错误的
环球人物杂志：您曾说中国制度的最大特点就是内部多元主义，这个怎么理解？
郑永年：现在一说政治多元化，很多人就与多党制相提并论。从许多国家的实践来看，多党制已成为政治体制的大包袱，把多党制与民主画等号是错的。我把多党制称为外部多元主义。今天，很多国家的反对党只为反对而反对，结果政府什么事也做不了。
我说的中国的内部多元主义是指开放的一党制，即由执政党主导的、开放的政治体系，各方面的经济、社会等利益都可以在执政党内得到体现和协商。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主要成功之处，就是开放，能容纳不同的利益。
中国相当一个时期要建立内部多元主义，多党协商也是通过共产党来实现利益的，邓小平搞的就是开放的政治建设。我所说的内部多元主义主要有3个概念：开放，使不同利益进入党内协商；竞争，选拔与选举相结合，选拔优秀人才；参与，让广大百姓参与。百姓中有很多人才，选举只是手段，把社会精英选出来是开放最重要的一环。
中国内部多元主义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不够开放，很多方面固化起来了。比如说，竞争的明文规定少，潜规则多。新加坡人民行动党非常开放，每个议员一年要发展一两名新党员，就是从社会基层挑选那些能力强、素质好、愿意服务公众的优秀人才。结果，执政党越开放越强，反对党自然就越弱。
环球人物杂志：就经济发展而言，中国的确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大国了。但如果再自省一下，我们就会发现很多问题：很多人一切向钱看，食品安全问题严重，扶起摔倒的老人本来是个很简单的事，但成了一个涉及道德和诚信的问题……这些问题背后，也反映了我们在道德价值问题上的迷惘。您认为我们该如何冲破这些迷惘？我们能从传统中找到未来发展的力量吗？
郑永年：市场经济冲击社会传统道德，世界各国都一样会经历这个阶段。没有道德的社会是无法生存的，关键是我们怎样复兴道德？古人云：“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从政府的层面看，要通过好的社会政策，保证人民基本的生活发展需求，使人民不必为基本生活而焦虑。但中国的社会政策没有做好，没有能很好保护人民的基本生活。欧洲国家的社会道德提升，首先是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提高了医疗、教育等社会保障措施，在这个基础上，再去寻找文化资源。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宗教，儒、道、佛等都非常重要。但没有好的社会政策做基础，道德是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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