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玉凯:排除改革阻力需要更大勇气和智慧

排除改革阻力需要更大的勇气和智慧

公共治理变革要上下联动。从政府这个视角来看，行政改革是整个政治体制的下端，它能解决的是政企分开、转变职能、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的问题。而在笔者个人看来，政治体制还有上端，有四个更核心的要素：宪法的权威、政党的作用、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法治。这是整个公共治理体系结构的上层部分，具有决定意义。所以公共治理变革需要上下联动，不能只在行政层面做文章。

在未来公共治理变革中，最大的阻力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既得利益，二是政府自身。

所谓既得利益，就是通过非公平竞争的手段和方式，借助公权力和政策资源，获取巨额利益的相关体。现在中国既得利益至少有三个形态：第一，以贪腐官员为代表的权贵既得利益；第二，以垄断行业为代表的垄断既得利益；第三，以房地产和资源行业为代表的地产和资源既得利益。这三大既得利益，既掌握权力，又掌握资源，还掌握资本，羽翼丰满，实力雄厚，控制相当多的中国社会财富。

这三大既得利益至少激化了三种冲突—官民冲突、劳资冲突、贫富冲突。社会上存在着仇富仇官的心态，群体事件的背后、大量黑色资本变故的背后，我们都可以看到既得利益者的影子。此次改革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能不能有效地遏制、战胜既得利益。

党的十八大以后，最高领导层不断对整个改革的趋势作判断，比如，“改革进入深水区”，“改革要啃硬骨头”，“改革没有坦途”，“改革要涉险滩”，“改革准备付出成本”。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还提到，“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永无止境，改革只有起点，没有终点”。这些说法都说明在当前的环境下，改革难度大、阻力大、风险大。那么，高层对既得利益怎么判断？十八大后不久，李克强同志说，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都难。习近平多次讲，要有更大的勇气和决心，冲破利益固化的藩篱。这说明，既得利益已经在事实上成为中国改革最大的阻力和风险。

第二个阻力来自于政府自身。政府不是有意识的阻力，其自身的惯性就可能对这次全面改革形成阻力。这种阻力包括观念、审批制度和部门利益。

我们现在的审批制度，几乎可以看作是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过程中演变出来的怪胎。李克强同志向社会承诺，这届政府一共要取消下放567项审批项目，而去年不到一年，就取消了334项。审批制度改革如果不到位，向市场放权，向社会放权，都是空的，改革很难成功。再就是部门利益，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利益个人化、个人利益团体化带来的改革阻力。

消除政府自身的阻力首先要解决观念的障碍。如果708万公务人员观念不变革和更新，肯定会成为改革的阻力。观念中核心的有三个：政府的角色观念、服务观念、法治观念。政府权力受到严格的法律限制，叫法律不授权，政府无职权。政府的所有作为都要有法律依据，否则就是乱作为。笔者认为，如果没有正确的法治理念，我们的官员都可能成为这次改革的阻力。

综上所述，在当前环境下，全面深化改革就要以更大的勇气和决心来化解阻力，靠共识，靠思想解放，靠创新。如果当年邓小平不发动真理标准讨论，“文革”难以否定；如果没有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中国改革到不了今天。这次全面深化改革方案的实施，又到了这样的关键时刻。我们越敢出手，越敢在关键领域推进改革，我们面临的危机风险越能够化解，越能够获得老百姓的信任和支持，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会越巩固。反过来，越畏首畏尾、瞻前顾后、不敢出手，不仅危机难以化解，老百姓信任难以获取，甚至会威胁到中国共产党执政本身。这大概就是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改革发展的辩证逻辑。

（作者：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