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治理变革的重要性凸显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确定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改革总目标。这个大目标的确立，不仅意味着最高领导层接受了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理念，而且跳出了过去的很多窠臼。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改革的总目标，包含着三个核心问题，即要让创造财富的各种源泉能够涌动，让社会活力能够得到释放，让改革成果被全民共享。那么，为什么我国目前公共治理的紧迫性凸显呢？笔者认为中国改革的内在逻辑正在发生变化。过去30多年，我们以经济改革为主导，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主干，展开各项改革，其他改革说到底是为经济改革服务的。但是现在我们看到，党政机构、政府越来越成为社会矛盾的中心和焦点。所以，尽管这次《决定》提出，未来要以经济改革为牵引，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但是笔者认为，经济改革目标的实现，主要难点都不在于经济领域，而在于政府，在于执政党，这成为目前改革的关键问题。为什么党政机构和政府的改革重要性上升呢？至少有三个原因。
第一，经济改革、政治改革、社会改革、文化改革、生态改革、执政党制度这六大改革能不能推进，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推进，几乎都和执政党、政府有关。以经济改革为例，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国企改革、金融改革、财税改革，投资体制改革等，这些经济领域的改革，好改的早改过了，剩下难改的都和政府有关，如果没有政府改革的推进，这些改革是不可能成功的。
第二，政府治理能力直接影响国家治理的成效。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是全方位的，既包括组织体系、国家的法制体系、体制机制，也包括人的观念、管理观念、管理水平。在整个国家治理架构中，政府治理处在第一线，国家治理很多目标通过政府治理来实现。如果政府自身问题不解决、能力不高，则直接影响整个国家治理水平。
第三，政府层面至少现在还有三个迫切问题需要解决。其一，整个治理结构不够科学，不管是党政关系还是政府内部的组织架构，都还有很多关键性问题没有解决好。其二，政府管理中的深层次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老百姓的认可。如，转变政府职能滞后的问题，政府自身改革滞后的问题，行政审批过多过滥变成腐败温床的问题，还有社会管理、公共服务薄弱的问题，在这些关键问题上，老百姓不满意。其三，政府形象问题。政府的行为一直得不到有效监督，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劳民伤财，严重影响政府的形象。所以从这些方面讲，公共治理改革十分紧迫。
未来中国公共治理改革路径是什么？笔者认为，一是要优化公共治理的体系和结构；二是要突出政府改革，如转变职能、创新政府管理方式；三是要提高公共治理能力，包括提高公务员队伍素质；四是要加快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建设步伐。从公共治理这个视角来看，未来的一轮改革需要解决五个核心议题。
第一，重构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逐步使政府治理现代化。要发挥市场决定作用，主要需解决两个问题：一是政府要向市场放权。二是要开放市场。从开放市场来看，这次《决定》里的很多问题都是依此展开的，包括建立统一的市场体系、打破行政壁垒、开放金融、开放服务业、反对垄断、改革国有企业、构建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政府向市场放权，如减少投资审批、减少对生产经营活动的审批、减少不必要检验检测许可认证、减少行政事业性收费、改革企业注册登记制度。鼓励创业，降低市场门槛。宽进严管，先准入后管理。政府必须在市场决定论基础上，进行宏观调控、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等。
第二，全力保障民生，维护社会的公平和正义。十八届三中全会推进的60项改革，有18项和民生有关，全力保障民生，体现社会公平公正。具体来讲，要加大对民生投入，加大与民生有关的体制机制改革的力度。这次提出的与民生相关的改革，目标都非常具体。比如，取消事业单位如医院、学校、科研机构的行政级别，这项改革涉及120万家事业单位、3000多万在职人员，还有800多万离退休人员。改起来十分困难。再比如，医院改革不能以药养医，医药要分家；要保证教育公平公正，改革基础教育，减少考试科目；公务员养老、企业养老、事业单位养老，三支要并轨，延迟退休年龄，等等。所有这些改革几乎都和民生的体制机制有关。另外，建成统一的城乡建设用地市场，让农民有更多的财产性权利，各种要素能够自由流动，就是要让公平正义之光照耀在农民这个最大的弱势群体身上，这也是此次改革很大的一个亮点。
第三，创新社会治理，释放社会活力。《决定》相关表述中把国家管理变成国家治理，政府管理变成政府治理，社会管理变成社会治理，“管”改为“治”，意义重大。这次提出废除劳教制度，改革司法审判制度，省级以下司法实行垂直管理，将来可以建地区性的法院，等等，主要是为解决地方权力对司法审判的干预，以保证司法公平公正，为我们下一步司法审判相对独立奠定基础。此外《决定》还提出，要对社会放权，放开四大类社会组织，取消双边管理等，最终都是要释放社会活力。
第四，用法律构建制度笼子，用制度管人管权管事。中国现有体制有很多优势，但是也有个最大的软肋，就是到现在没有找到一个四两拨千斤的管理约束公权力的制度设计。监管公权的主体有六个—纪委、监察、审计、预防腐败、反贪和巡视，但是对一些单位或地方的主要领导人、对公权的有效监督非常有限。这次《决定》提出专门设立纪律检查的专项小组，下决心解决中国的软肋。比如，用制度笼子来管人管权管事，让人民有监督的权利，公开透明，构建权力清单，保障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再就是创新监督的体制机制，除了省以下司法机关相对独立、垂直管理之外，要改变纪检监察体制，以此解决王岐山同志所说的“灯下黑”问题。还有就是推进巡视制度的全覆盖，做到对地方、部门、企事业单位全覆盖。此外，对官员提出更严格的要求，比如“六不准”，不准超标配办公室、不准超标配车等。
第五，加大党政自身改革力度，提高公信力，包括转变作风、降低“三公消费”、反对“四风”、公开透明等。这届政府意图很清晰，从严管理监督官员，将治理官员方面制度化了，出台了《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八项规定”等，在现实中引起很大反弹。比如，广东省一个月有四个厅级干部辞职下海。中国如果不治理好拥有数量庞大党政干部的队伍，共产党和政府很难再次得到老百姓的信任。这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也是一个大浪淘沙的过程。经过这样的严格管理以后，一些意志薄弱者会被淘汰，干部队伍会更风清气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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