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辉耀：中国智库国际化的实践与思考

二、中国智库国际化的发展与实践

(一)中国国际化智库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现代智库正式诞生，官方主导的智库首先出现。1949年11月，政务院设立参事室，以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爱国人士为主体，进行政策咨询活动，成为中国官方部门内部智库的“模版”。此后的60多年时间里，中国智库从萌芽时期进入快速发展时期。201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对“建设中国特色智库”作出重要批示，提出要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作出了“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的重要决议。全国各地一大批新型智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如长策智库、盘古智库、中国经济50人论坛、瞭望智库等。然而，与发达国家智库相比，中国智库目前依然处于初级阶段。在目前中国崛起的世界背景下，中国急需一批影响世界话语权、传播中国思想力量的国际化智库。然而，研究领域和视角的狭窄，使得国内智库更谈不上人才队伍的国际化和传播途径的国际化。

首先，中国社会的信任危机的大环境导致中国智库公信力危机。无论是官办智库，还是学术型智库以及民营智库，其思想观点和发布的成果引起公众质疑的示例层出不穷，很多中国民众不仅不信任官方声音，对各种研究机构也经常抱着一种狐疑的态度。但不可否认，中国智库本身的确也缺乏足够的公信力。一些智库在发展过程中面临丧失自己的观点和独立性的风险。公司和个人成立智库也倾向于促进他们的自身利益。这一趋势造成智库运作的不透明，也会导致个人利益与公众利益的混淆。如果不能在国内产生政策影响力，在国际市场上也很难被承认。

第二，研究领域相对狭窄，缺乏国际影响力。中国智库很少有鲜明的、突出的全球研究视野，很多的全球性战略议题都是国外智库研究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后，国内的智库才开始研究，从而在话语权和影响力上落后于国外，并在政策上受制于人。欧美等发达国家智库主导着国际社会事务的话语权，而中国智库仅专注自身发展问题，埋头做国内公共政策研究，很少参与国际性、全球性事务，更很少有机会在国际组织或会议中表达观点，缺乏国际影响力，在世界舞台上处于一种集体“失语”的状态。

第三，研究方法的落伍导致国际化研究能力的落后。当前中国绝大多数智库目前基本上是处在忙着“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阶段，缺乏全球化的思维、国际化的眼光和前瞻性、系统性的研究能力。很多智库过去奉行“深入研究，写出优秀的报告，客户会自动找上门”的准则。在信息爆炸的当下，每天会有不断增多的新技术被创造出来，这就要求智库不断去寻找更加高效便捷的技术手段用于技术的收集、分类和分析工作，通过多样化的媒体传播工具把研究成果推送到各个不同的目标受众和潜在客户手中。那些不能将新技术应用到研究工作和项目推广中的智库，则可能因为不能与时俱进而被时代淘汰。

第四，国际化人才的缺乏。中国不是移民型国家，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智库组织吸引国外研究人才的效果。中国目前的人才市场上国际人才严重匮乏。尽管中国每年提供大量的大学毕业生,但高级人才的缺乏使跨国公司在华遭遇人才短缺。目前，由于不同领域及行业人才待遇的差异过大，多数毕业生选择进入体制内工作，愿意选择民间组织的人才少之又少。民间组织在缺乏资金支持的情况下，又往往无法成功吸引国际领域专业的人才。

(二)中国智库国际化的实践

目前，中国绝大多数智库不具有国际化影响力，尚无真正的国际化智库。但是，近年来具备国际化特征的智库开始涌现。其国际化表现主要表现为：

第一，研究开始向国际议题扩展。高校智库是最早进行国际化领域研究的智库组织。目前，北京、上海、武汉、南京等地的研究型大学，纷纷成立专门的政策研究机构，如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软科学研究所、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南京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和江苏发展研究院等机构纷纷成立。其中比较有影响的如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和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这两个中心具有人脉广、对现实问题敏感、专业根基厚实等特色优势，具备国际化智库建设的条件与基础。2009年成立的中国民间最大的“超级智库”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也是国际性的经济研究、交流和咨询服务机构，专注国际议题的研究，增大中国智库的影响力。

其他较为活跃的民间智库如东中西部区域发展和改革研究院，已经形成了具有影响力的、关注大国关系的智库产品《国家智库》。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编写了我国第一部国际人才系列专著《国际人才蓝皮书》。书中提出的人才签证、便利化外国人居留政策、防范“野鸡大学”、简化人才出入境手续方面的建议，已经被成功采纳和实施，其他建议也获得多次领导批示。依靠国际化视角的研究成果，中国与全球化智库获得了美国移民政策研究所、世界移民组织、国际猎头组织、加拿大大都会移民研究网络等国际智库组织的合作机会。

第二，独立性增强和资金经费的国际化。

接受外国基金会资助，是部分中国智库在事业单位改革中经历的主要变化。从现在的运行效果看来，外资资助智库机构，对中国智库的独立性影响不大，甚至反而增强了中国智库的独立性。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就依靠福特基金会筹建。外资支持国内智库机构，同时也将国外先进的智库管理经验引入中国，表现最突出的就是，中国社科研究机构和大学研究机构的学术评价机制和激励考核机制，几乎全面追随西方体系。比如，一个研究者和研究机构的评价标准，往往与其在国外刊物发表文章多少、参加多少次国外会议、在海外机构受邀担任什么职务等挂钩。这些措施都不同程度地推进了中国智库国际化进程。

智库的独立性是评价智库是否成功的最重要因素之一。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詹姆斯·G. 麦甘教授主持《全球智库报告》的时候指出，中国本土智库依然存在自主性不足问题。其实，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这种民间超级智库的成立，代表着这种情况已经大为改善。十八大之后对智库发展的支持，表明了政府对支持中国未来智库发展的决心。随着中国智库独立性提高，外资对中国智库的认可度提高，其资金来源的国际化程度还会增加。

第三，国际合作的增多。

中国国际问题领域的智库机构的国际合作情况相对良好。像世界与中国研究所、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等，常年举办国际研讨会，提升了国际知名度。海外智库机构对中国成长中的智库关注度也开始提升，不少机构已经开展与国内智库的合作。如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研究中心与清华大学合作开展研究。但是，由于中国“强国家”、“弱社会”的现实，目前，包括高校智库在内的社会力量在公共外交起到的作用还相当有限。中国智库在外交政策决策上的影响，一般仅限于信息沟通和“纳谏者”角色，国际知名度和认可度还有待提高。

第四，体制内智库的国际化。2008年的金融危机后和近年来关于提升中国话语权的讨论，促使中国官方智库开始着手缩小与西方智库的差距。体制内智库鉴于其服务官方政策的属性，他们的国际化改革多集中于管理方面。中国科学院从2007年起，就在探索科技评价体制改革，建立一种国际化的评价体制，摒弃单纯依靠SCI论文数量为评价指标的评价方法。2013年，有19个中科院所属研究所进行了评估改革试点。中科院共聘请了114名国内外专家参加现场评议，95%的专家来自中科院所属研究机构之外，其中，海外专家占64%。中国典型的官方智库——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也已经开始探索国外智库的管理体制，他们曾在2012年走访了世界上38个智库，与不同的团队和研究人员去深入交流。并树立了建设成亚洲一流智库的发展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