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企业主与资本家

《资本论》所揭示的不仅仅是资本主义制度的荒谬性，而且是整个西方形而上学的荒谬性，而所谓“世界是平的”这类谬论，不过就是这个形而上学最粗俗的表述，因为它把投资行为理解为一种基于数学的客观法则的“圆周运动”，它以观念的虚拟“平滑”来掩盖现实世界的矛盾和斗争，从而掩盖了社会再生产领域与生产领域中不可调和的矛盾。而一旦这种数学法则支配下的投资行为落空，资本家阶级就只能以股票支持资本家的观念，以国家财政支持股市，以枪杆子支持资产阶级国家。

资本主义体制是“没有任何现实基础的”、无信用的信用机制，这种体制无非是形而上学的最高体现——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的这种理解和认识，是至今无人能够超越的，这当然也包括恩格斯在内。

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马克思指出，这就是指资本与劳动的对立，而恩格斯却认为，这乃是“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与生产的“社会化”之间的对立，具体说，这就是“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矛盾。在恩格斯看来，资本家的荒唐仅仅在于他刻意扭曲了消费市场，即他总是以为自己的员工仅仅是劳动者，是“剩余价值”的来源，因此，他就尽可能地压低工人工资，无情剥夺工人的剩余价值；但是资本家却忘记了，这些劳动者同时又是消费者，当资本家拼命压低工资的时候，就等于在市场上驱逐消费者，直到市场上没有了消费者。

资本家阶级如此依赖市场，但它自己却恰恰是支反市场、反消费的力量，恩格斯认为，这就是现代社会一切矛盾中的基本矛盾，而所谓经济危机，无非就是市场上缺乏有能力的购买者，却充斥着大量失业者：

而归根到底就意味着造成一批超过资本雇工

的平均需要的、可供支配的雇佣劳动者，一支真正的产业后备军（我早在1845年就这样称呼他们），这支后备军在工业开足马力工作的时期可供随意支配，而由于随后必然到来的崩溃又被抛到街头，这支后备军任何时候都是工人阶级在自己同资本进行生存斗争中的绊脚石，是把工资抑制在合乎资本家需要的低水平上的调节器。……一部分人的过度劳动成了另一部分人失业的前提，而在全世界追逐新消费者的大工业，却在国内把群众的消费限制到忍饥挨饿这样一个最低水平，从而破坏了自己的国内市场。……而期待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另一种产品分配，那就等于要求电池的电极和电池相联时不使水分解，不在阳极放出氧和在阴极放出氢。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554~55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现在在我们面前表现为不顾任何反作用力而在质量上和数量上进行扩张的需要。这种反作用力是由大工业产品的消费、销路、市场形成的。但是，市场向广度和深度扩张的能力首先是受完全不同的、力量弱得多的规律支配的。市场的扩张赶不上生产的扩张。冲突成为不可避免的了，而且，因为它在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炸毁以前不能使矛盾得到解决，所以它就成为周期性的了。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55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但是，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并非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矛盾，而是“资本”与“生产”之间的矛盾，它并非恩格斯所谓“市场的扩张赶不上生产的扩张”，而是“生产总是赶不上资本扩张的速度”。

《资本论》第三卷由《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的上、下两部分构成。马克思在这里开天辟地地区分了“虚拟资本”、“货币资本”和“现实资本”，区分了“原始积累”、“剩余价值积累”和“剥夺性积累”，这就是《资本论》第三卷的核心。可以断言：如果抓不住虚拟资本、货币资本和现实资本这三个基本范畴之间的关系，如果不区分上述三种资本积累方式之不同，就根本读不懂《资本论》，当然也就不会真正了解资本积累的总过程。

从最粗的线条来看，资本首先分为虚拟资本和现实资本这两部分，虚拟资本的基础是信用，它由股票、债权等构成，这是一种“买空卖空”的行为，而现实资本的基础是土地资本、商业资本（“商品经营资本”）和产业资本（“商品生产资本”），产业资本则由劳动力和商品构成。但总起来说，信用扩张是资本扩张的根本手段，正是借助于信用的扩张，资本扩张采用了虚拟的形式，因此，它扩张的速度总是要大大地超过生产和交换扩张的速度，超过现实资本的增长速度。

马克思说：在资本主义生产的高涨期和景气阶段，由于资本流通速度加快，资本投资主要依靠信用扩张，而不是主要依靠货币发行，即产业资本家和商人从银行获得的，并不是一定数量的货币，而是信用担保，在生产和流通环节起中介作用的，主要也不是货币，而是汇票、支票、债券等信用凭证。只有当危机和不景气产生的时候，人们才纷纷抛弃股票、债券等，急于将其“变现”，也就是说，只有在经济危机的时候，人们才追求货币，于是他们抛弃虚拟资本，而紧紧抓住货币资本，但是，这就必然会造成银行的流动性短缺，甚至导致银行的倒台与破产，而这就是“经济危机”引发“金融危机”的原因。

在这样的繁荣时期，回流是容易而流畅的。零售商人会准确无误地付款给批发商人，批发商人会准确无误地付款给工厂主，工厂主会准确无误地付款给原料进口商人，等等。回流迅速而可靠这种假象，在回流实际上已经消失之后，总是会由于已经发生作用的信用，而在较长时间内保持下去，因为信用的回流会代替实际的回流。但只要银行的客户付给银行的汇票多于货币，银行就会开始感到危险。马克思：《资本论》，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507~50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使停滞时期同繁荣时期区别开来的，并不是……对贷款的强烈需求，而是在繁荣时期，这种需求容易得到满足，在停滞发生之后，这种需求难以得到满足。正是信用制度在繁荣时期的惊人发展，从而，正是对借贷资本的需求在繁荣时期的巨大增加，以及这种需求在繁荣时期容易得到满足，造成了停滞时期的信用紧迫。马克思：《资本论》，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51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经济危机为什么总是导致金融危机？

马克思说，经济危机引发金融危机，这是因为货币短缺、流动性短缺、货币资本短缺，从而造成银行的危机。因此，马克思指出：治理金融危机，可以采用的最直接的办法，就是由资产阶级的总银行或者资产阶级国家，向市场注入货币，增发货币资本，以此解决流动性短缺问题。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之所以不可救药，就是因为资本家总是去救“市”，而不是去救“生产”，即不是将新增“货币资本”转化为“现实资本”，而是转化为“虚拟资本”（这是由股票、国债的主要持有者乃是由大资产阶级构成这一点所决定的，简而言之，是由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决定的），这种举措当然就是饮鸩止渴，即它只能把股市、债市进一步推高，而这些虚拟资本只代表“对于真实财富的要求”，是“纸面的富贵”，如果不通过现实的生产活动，它也就不能真正“变现”。

于是，马克思深刻地说：正是由于增发的“货币资本”不能转变为“现实资本”，即能够通过商品和劳动力而产生剩余价值的那种资本，所以“在停滞发生之后”，生产和企业贷款的需求“难以得到满足”，这样一来，危机便被扩大了，换言之，正是针对实体经济的紧缩政策，使得生产和经济难以恢复。

到此我们已经可以明白无误地看到：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其实早已经把历次资本主义危机的根源描述得极其完备深刻了，他的分析从根本上超越了一切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当然，同时也远远超出了恩格斯局限于现实资本和生产领域的分析，这种分析，更是对我们今天所处的境遇的最为透彻的揭示。

当前，美联储的两次“量化宽松”，无非是开机印钞，即向银行注入流动性；但是，人们不要忘记，“量化宽松”又称“定向宽松”，至于“定向”的目标究竟是谁，这却属于“银行业的机密”，美联储有权对此保密，正因为它是“私人银行”，所以纳税人也无权过问它究竟对谁“定向”增发了货币，而马克思曾经说：这正是资本体制设置的“精妙之处”。

实际上，即使美联储不说，我们当然也知道，它不断增发货币，其实就是为了救“市”，即救股市、债市和楼市，而不是援助实体经济和生产领域，美联储注入的大量货币几乎没有进入美国的生产领域，这些“货币资本”并没有转变为“现实资本”，“宽松的货币政策”的目标是进一步推高虚拟资本，是为了增加资产阶级的财富，这是由美联储的本质、美国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所决定的。

当今的美国，除了军事工业之外，几乎已经没有了健康的“实体经济”，因此，美国治理危机的政策，无非就是将危机转嫁给全世界，而美国为了增加流动性所采取的货币宽松政策，将进一步洗清美国的债务，推高能源和主要资源性商品价格，造成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生产困难，同时资本的进一步扩张造成金融市场上投机资金更加充沛，发展中国家资产贬值、泡沫化的风险将加大，市场波动和震动很难避免。

今天发生的这一切，均为马克思关于资本剥夺性积累的理论提供了经典案例。

可见，世界经济之所以会落到今天这种境地——而且势必还要滑落到更危险的境地，主要就是因为人们一度愚蠢地相信了一个狂妄无知的宣传口号：“告别卡尔·马克思”。

而“永别了——马克思”，从今往后，我们将与经济危机日夜相伴。

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昭示着：人们在创造着物质世界即“谋生”的同时，也创造着他们的社会和文明，人总是在既定的社会法则支配下劳动和谋生的。离开了社会再生产领域中的活动，人们的生产活动就不能得到理解和解释。但是，恩格斯却认为：从根本上说，人类社会发展中占支配地位的活动就是生产与交换活动。而一旦对历史唯物主义学说作出这样的理解，那么，就很容易狭隘地把一切社会问题还原为经济问题，把一切社会关系还原为“生产关系”，并把唯物主义理解为一种经济学话语，从而将在很大程度上忽视社会再生产领域的支配作用，忽视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占支配地位的是资本投资的法则，而不是生产与交换的法则或市场供需法则。

关于历史唯物主义，恩格斯这样概括说：

唯物主义历史观从下述原理出发：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在每个历史地出现的社会中，产品分配以及和它相伴随的社会之划分为阶级或等级，是由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怎样交换产品来决定的。所以，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54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不过，我们却要问：如果“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怎样交换产品”可以决定社会的发展与构成，那么，“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怎样交换产品”这一切又是由什么东西来决定的呢？

显然，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这一切是由资本投资者来决定的，而资本投资的法则，则是根据那种貌似科学、理性的形而上学的法则来制定的。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方才深刻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终极原因，不能简单地从生产活动本身中去寻找，而恰恰需要到人们的头脑中，即从社会再生产领域中去寻找。资产阶级不是生产者，而是交换和投资法则的制定者，资本主义生产也是在这种既定的法则下进行的，如果资产阶级不首先在人们头脑中树立这些法则，也就根本不能迫使他们在资本体制下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