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企业主与资本家

在马克思之后，堪与马克思比肩的经济史学家是布罗代尔。布罗代尔在《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这本巨著中，以极其丰富的史料论证了马克思提出的见解，即欧洲资产阶级产生于投资—放债制度和信用的扩张。他说，资本家首先是从国家那里获得了信用，然后利用这种信用进行社会融资，再以公共财政和国家税收为抵押，把融资得到的资金借贷给国家，以此服务于欧洲近代国家之间的争霸战争。因此，布罗代尔指出，资本主义体制产生于特定的战争信用体系，这个体系与《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一起成熟。战争国债制度是西方现代民族国家的真正基础。

查尔斯·蒂利综合了马克思和布罗代尔的研究成果，从这个角度进一步说明了马克思的话：因为资本活动从战争投资中壮大和崛起，所以，资本，从它来到这个世界那一刻起，每一个毛孔中都滴着肮脏的血。

从历史上看，很少有大的国家能够从当前的财政收入中支付它们的军事开支。相反，他们要以这样或者那样形式的借贷来应付短缺：让债权人等待、出售职位、从客户强行贷款、向获得将来政府财政收入分享权的银行家借钱。如果一个政府或者它的代理机构能够借款，它们就能……在收入之前花费。在收入之前花费使得昂贵的战争更为容易……而且，一个借钱很快的国家能够比它的敌国调动得更快，从而增加了它赢得战争的机会。

毫无疑问，信贷的可利用性取决于一个国家以前对它债务的偿还，但是它甚至更多地取决于资本家的出现。……资本家……把钱交到……国家手里，并且收取数量可观的税收的折扣作为他的信贷、风险和努力的报酬。但是更常见的是，资本家充当主要的公债的组织者和持有者。他们的活动也促进了国家经济的货币化。［美］查尔斯·蒂利：《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公元990—1992年）》，95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因此，尼采方才这样说：把资本家的剥削仅仅理解为“对工人的剥削”，那实在是太狭隘了，因为资本家剥削的是“整个社会”，资本家是随着资本的扩张、信用的扩张发达起来的阶级，他们总起来说，是那种利用社会资金即别人的钱为自己赚钱者，正如银行家是把全社会的钱集中起来放贷，是社会放贷者一样；资本主义绝非仅是把现代社会变成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这两个阶级的对立，它还把一切社会财产剥夺为资本（投资），从而把现代社会关系转变为买主与卖主、债务人与债权人的对立关系，因此，从根本上说，现代社会的对立，就是买主与卖主、债务人与债权人的无处不在的对立。

在资本家阶级和资本主义起源这个问题上，马克思与尼采是相近的，而他与恩格斯则是不同的。

既然资本主义社会是由资本投资活动支配的社会，因此，资本投资者与企业家便是不同的。生产与销售，这是企业家必须关心的，但对资本投资者来说，他却可以完全脱离这一切，因为（正如欧文的“合伙人”一样）生产与销售本身并不是他的目的。而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作为这一运动的有意识的承担者，货币占有者变成了资本家。他这个人，或不如说他的钱袋，是货币的出发点和复归点。这种流通的客观内容——价值增殖——是他的主观目的；只有在越来越多地占有抽象财富成为他的活动的唯一动机时，他才作为资本家或作为人格化的、有意志和意识的资本执行职能。因此，决不能把使用价值看做资本家的直接目的。”

因此，资本投资者固然可以把货币投向现实资本，即他固然可以借助于企业家，即借助于企业家对于商品和劳动力的占有来获得利润，但是，他更可以把货币投向虚拟经济，投向股市、债市、楼市、能源和资源市场，乃至投向战争，而不是把货币资本转化为现实资本，因此“决不能把使用价值看做资本家的直接目的”。资本家阶级随着资本和信用的扩张而壮大，这个阶级垄断了以金融为核心的社会再生产领域，从而使整个社会都建立在“没有任何现实基础的信用制度”上，因此，如果不了解货币经济学，不了解货币资本向虚拟资本的转化，就不能了解什么是资本家、什么是资本主义。

在这个意义上，所谓企业家，充其量只是一个小小的资本家，或者说是辛辛苦苦的资本家参见马克思：《资本论》，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574~57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罢了。虽然“决不能把使用价值看做资本家的直接目的”，但对企业家而言，剩余价值的索取，却只能通过商品和劳动力的使用价值才能实现。因此，企业家的全部罪恶，也不过就是处心积虑地剥削工人，而这种剥削从来只是局限在工厂和企业内部，因而是很明显的，是很容易被识破的。

但是，作为资本投资者的资本家，却可以利用世界发展的不平衡，通过加剧这种不平衡，通过不断地制造虚拟资本与现实资本之间的不平衡，通过扩张资本的规模和流通速度，从而成为真正的“买空卖空”者。他把过剩资本集中起来，向迟发展国家和地区投资放债，向各个可以盈利的领域投资放债，以此掠夺其廉价资源和劳动力；他还把虚拟的、证券市场上造成的损失，转嫁到公共财政头上，让全社会来承担、埋单，而这都不需要在工厂内部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

对于资本的活动，对于马克思关于“货币资本”如何转化为“现实资本”和“虚拟资本”，恩格斯只是理解了一部分，而且相对而言是很不重要的那一部分，这其实就是“货币资本”转化为“现实资本”的那一部分，也就是恩格斯所津津乐道的那个简单公式G—W—G′所表述的。但是，这一部分是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都提出过的，只不过他们的解说不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的分析更透彻、更彻底罢了。

而关于“货币资本”如何转化为“虚拟资本”，即抽象财富递增的不懈运动，从而从“资本不断加速流通和规模扩张”的角度去牢牢把握资本运动的规律性，这一部分才是马克思开创性的贡献，这才是马克思所指出的使得“资本主义”真正得以成立的东西。可惜，恩格斯并没有抓住这一点。

既然资本投资者与企业家不同，既然他可以脱离生产与交换的领域，那么，他就不是按照生产与交换的实际情况来制定投资的法则，而是完全按照形而上学的法则来制定投资的法则，即按照逻辑的、数学的法则来制定投资的法则，这就是为什么当今华尔街上的投资家和投机家，主要是由那些对于经济学一窍不通的数学、统计和计算机天才所构成。正是由于资本投资的法则依据的是形而上学的法则，因此，投资活动本身就成为根据这些抽象的法则对于财富的想象、“对于财富不懈增殖的许诺”，就成为“想象的财富”。而股票、国债，就是这种被许诺的虚拟财富，它不过是对财富的预期，但却是经过理性计算的预期，是理性包装的财富想象，因此，它看起来就不再是一种想象，即不再是虚拟的、虚幻的。因而，所谓“虚拟资本”，也就是建立在形而上学基础上的投资法则的产物，是“买空卖空”。

马克思说：

这种证券的市场价值部分地有投机的性质，因为它不是由现实的收入决定的，而是由预期得到的、预先计算的收入决定的。马克思：《资本论》，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53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银行家资本的最大部分纯粹是虚拟的，是由债权（汇票）、国债券（它代表过去的资本）和股票（对未来收益的支取凭证）构成的。在这里，不要忘记，银行家保险箱内的这些证券，即使是对收益的可靠支取凭证（例如国债券），或者是现实资本的所有权证书（例如股票），它们所代表的资本的货币价值也完全是虚拟的……马克思：《资本论》，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53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资本家、投资家和投机家，他们绝非社会财产的捍卫者，而是将一切财产转化为风险投资的“炼金术士”，他们的作用，无非是为四分五裂的资本主义世界提供一个虚拟的方向，提供一种虚拟的价值、一种虚幻的信心——一切债券和股票的实质就是如此。而所谓经济危机，无非是这个四分五裂的现实世界呈现出其本来面貌，是资本主义内在的阶级矛盾、社会矛盾、残酷的竞争本相的呈现，但是，每当经济危机爆发时，资产阶级的政府与政客都不肯正视阶级矛盾、社会矛盾和残酷竞争日益扩大的现实，都不肯承认资本主义社会在分裂和解体中生成的真实，而是把经济危机解释为“信心的危机”、“信用”的危机。因此，对资产阶级政府与政客来说，解决经济危机的办法，竟然便是“提振信心”，即提振对于“没有任何现实基础的信用制度”的信心，提振“投资者的信心”，于是，他们就利用国家财政和政府税收的方式，去补贴股票和债券市场，以维持资本家的财富不贬值，以此提振他们的“信心”（还不如说是其贪得无厌的贪心）。当然，他们补贴股市、楼市和债市的钱，都是通过税收和财政收入，即通过剥夺劳动者和一般国民而来的，或者是通过发行新的财政国债而获得的，他们这是拿了劳动者的钱来补贴资本家。他们如此杀贫济富，损不足而奉有余，而嘴里一如既往，说的却是“提振投资者的信心”、“信心比信用更重要”——而当今世界，也绝不仅仅是美国奥巴马政府一家在这么做。

在马克思看来，永远变动和不安定的资本主义世界，这个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的荒谬世界，这个生产领域与社会再生产领域尖锐对立的世界，只能依靠有价证券为它的未来提供信心和预期，只能靠虚拟的观念为它提供方向和整体性，只能通过虚拟经济来承诺资本积累的永恒性；而日益庞大的虚拟经济，完全是靠资产阶级政府以财政手段剥夺社会大多数来支持的，这个1％vs 99%的游戏，从根本上说又是靠资产阶级政权的枪杆子来支持的。资本主义制度的荒谬性，就在于它要靠虚幻的信心、虚拟的证券承诺来支持，因此，它是建立在对虚拟的资本的迷信之上的没有信用的信用制度。资本主义之所以是“头足倒置”的，也就是指这个荒谬的制度是建立在“枪杆子支持国家财政——国家财政支持股票市场——股票市场支持资本家的信心——资本家的信心和信用就是剥夺全社会”这个逻辑的基础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