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恩格斯的自画像

1817年（即马克思诞生前一年），欧文在法国参加一次主权国会议，在会上，他遇到了欧洲会议的秘书长——一位老权贵，欧文极其卖力地向他说明：由于科学和贸易的发展，现在大家的利益是纠合在一起的——特别是劳资的利益是纠合在一起的，精英们必须认识到这一点，而只有认识到这一点，努力地发展科学教育、改善民生、扩大就业，在“水涨船高”的情况下，欧洲上层的财富才会稳步提升，生产力的发展才会持续。但这位政治老前辈的回答却令他大惊失色，这位权贵淡然说：“是的，我们很清楚这一点，甚至比你更清楚这一点，但是，如果群众变得聪明和富有了，经济和思想独立了，统治阶层将如何控制他们呢？”

欧文终于发现了他自己的一厢情愿和“错误”的根源：原本在他看来，只有民生搞好了，社会才会稳定，如此统治者的统治地位才会稳固，但是，在统治者看来，倘若老百姓变得更聪明富有了，那就不好控制了，如此，社会才会真的不稳定。

欧文不得不离开欧洲，到美国去。在印第安纳州，他建立了一个叫做“新和谐”的社区。因为需要在欧洲赚钱，欧文就将“新和谐”社区交给美国人泰勒去经营，但是，泰勒是个骗子——他不仅卷走了欧文的财产，还把欧文告上法庭。“新和谐”社区很快就垮了，这是欧文经营产业历史上的第一次失败，他几乎把所有的钱都亏损了。

这次失败之后，几乎所有的欧洲沙龙都对欧文关门了，尽管很多达官贵人还欠了他的钱，但却借机对他避而不见。以前，这些人说他是慈善家，是最成功的企业家，是天才管理者；现在媒体要么不报道他，要么就无情地打击他、诬蔑他。

欧文只好单干了，他最终成为工会运动的创始人。欧文主持了英国工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欧文毕生坚信，劳动者可以凭借基层的市场组织——劳动者公社，战胜经济危机。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这篇文章的第一部分当中，这样讴歌说：“当时英国的有利于工人的一切社会运动、一切实际进步，都是和欧文的名字联在一起的。”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53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欧文最终一贫如洗地回到了威尔士老家。当年他两手空空离开家乡闯世界的时候，还是个英俊少年，他一度是欧洲乃至全世界最成功的企业家，并曾经富甲天下，最终，他还是两手空空地回来了——不过却怀揣着对一个美好和谐新世界的梦想。

而当马克思还是个英俊少年的时候，他也曾这样写道：

历史承认那些为共同目标劳动因而自己变得高尚的人是伟大人物；经验赞美那些为大多数人带来幸福的人是最幸福的人；宗教本身也教诲我们，人人敬仰的理想人物，就曾为人类牺牲了自己——有谁敢否定这类教诲呢？

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但是永恒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马克思：《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0卷，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毫无疑问，罗伯特·欧文就是这样的人。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文如此盛情地赞扬了欧文，也许恩格斯从欧文身上看到了他自己的影子，毕竟他们有太多的相似之处，甚至都是曼彻斯特成功的企业家。“这个人具有像孩子一样单纯的高尚的性格，同时又是一个少有的天生的领导者”——实际上，恩格斯也正好是这样一个人。恩格斯曾谦虚地说：“马克思是天才，我们至多是能手。”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29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恩格斯将他的第一部畅销书《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全部版税收入赠给了马克思，只要马克思说没钱了，恩格斯马上就给他寄钱。如果不是恩格斯发动和领导，共产主义的几个国际都不可能成功。恩格斯是天才的组织者、实干家和企业家，他的才能，绝不限于可以把曼彻斯特的工厂弄得很不错。

但恩格斯毫不犹豫地把“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之一”的桂冠给了欧文。在恩格斯看来，欧文的方案不是“不科学”，欧文的失败，也绝不是因为他不懂经济运行的要害和弊端究竟在哪里，在企业经营方面，欧文比几乎所有空谈的政治经济学家都强得多。

欧文失败的原因有两个：第一个是欧文的改革只是局限在工业社会内部，甚至就是工厂内部，他不知道资本家并不是企业家，资本也不仅仅是产业资本，作为资本投资者，资本家的唯一目标是资本扩张，因此，生产发展的速度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赶上资本扩张的速度。这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在资本投资者或投机者面前，企业家也是被剥夺的对象，在资本主义体制下，不但劳动不可能战胜资本，而且，企业家也不可能战胜投资家和投机家。因为资本家完全可以不投资、不经营现实资本特别是产业资本，而是利用金融手段，通过剥夺全社会而获取高额利润；资本家还可以投资于战争，进行剥夺性积累;也许更为重要的是，资本家可以投资于政治，当所有的政客都联合起来反对欧文的改革的时候，他必然面临着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联合起来封杀他的厄运。

第二是思想水平的局限。正像康德迷信“内心的道德法则”一样，欧文关于工业文明的运行最终将遵循“和谐规律”的看法，乃是很成问题的，资本与生产活动相对立，这不仅表现为企业家与“合伙人”的目标是不同的，归根到底还在于资本的法则与生产和交换的法则是不同的。用马克思的说法，前者叫做“扩张中的崩溃”。当然，这并非因为欧文“读书太少”使他难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而是因为当时的科学就是把世界理解为本质上是“和谐”的，那样的科学的基础就是康德所谓“先天综合判断”，即这样一种科学其实只不过是代表了18世纪对待世界的一种哲学方式，它把世界理解为“有规律的”与“合目的的”。

欧文不知道他个人的命运取决于资本主义的命运：只有在资本主义遇到危机和崩溃的时候，他的改良方案才是可以接受的；而在资本主义的上升期，他的经营越出色，他的成效越显著，他的方案便越被看做是哗众取宠、神经错乱的产物，他本人越被视为“可有可无”。

然而，恩格斯说，欧文的思想激励了也必将不断地激励几代社会主义者前赴后继，因此，借用他赞美马克思的话来赞美欧文，其实也是合适的：

他的英名和事业将永垂不朽！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60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