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占斌：经济中高速增长阶段的新型城镇化建设

三、新型城镇化对我国经济保持中

高速增长有哪些红利释放？在经济中高速增长阶段，中国将面临两个方面的挑战，一是如何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二是如何发掘和用好新的增长点［13］。2012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52.57%，距离65-70%的城镇化率还有很大的空间。考虑到我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只有35.29%，城镇化的发展空间更大。而且，我国城镇化地区差距也很大。从三大地区看，2011年东部地区城镇化水平为61.07%，中部为46.99%，西部为42.99%，东部比中部高14.08个百分点，比西部高18.08个百分点。从各省份看，城镇化水平最高的上海市与最低的贵州之间相差58个百分点。这说明城镇化在增加供给、刺激需求、推动经济社会变革等方面还有很大的作用空间，能够在较长时期推动经济中高速增长，保障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首先，新型城镇化是经济运行稳定在合理区间的重要保证。中高速增长阶段，我们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克服经济增长的下行惯性，同时避免在刺激经济时引起物价的大幅上涨，就需要充分利用城镇化自身具有的巨量市场需求、供给能力，使其成为经济发展的“调控阀”，保证国民经济维持一个合理、稳定、较快的发展速度。城镇化将产生巨量的公共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需求，改变农民原有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带来政府财政支出结构的优化和民间投资、消费的蓬勃发展；城镇化将大量农民转变成市民，有利于增加劳动力市场供给、促进耕地和建设用地有序流转，对于工业化、农业现代化深入发展大有裨益。一言以蔽之，城镇化巨大的内需空间和强大的要素供给能力增强了国家的宏观调控能力，是经济增长率、就业水平等不滑出“下限”、物价涨幅等不超出“上限”的重要保证。

其次，新型城镇化是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重要推动力［14］。在中高速增长阶段，我国经济发展的最重要任务就是，在保证经济总量持续增加的同时，实现经济的转型升级。城镇化是我国内需最大潜力之所在［15］，搞好城镇化有利于减轻经济增长对出口、投资的依赖，城镇化的聚集效应也有利于普通居民服务业及科技、金融、信息、物流、文化等新兴产业的发展；新科技革命背景下的城镇化能够为科技创新的产生和应用提供广阔的市场空间，为我国在第三次科技革命浪潮中占据主动位置提供了良好条件；城镇化通过人口非农化、社会保障体系和财政转移支付措施，可以为城乡差距、贫富差距、地区差距等突出问题的解决提供契机；另外城镇化通过人口聚集实现资源能源的集约利用和生产生活废弃物的集中处理，能够切实减轻经济社会发展对环境资源造成的破坏。

第三，新型城镇化是推动改革释放红利的重要突破口。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宏观调控是必要的，但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最关键的还是要靠体制机制的完善，靠改革红利的充分释放［16］。在中高速增长阶段，各种深层次矛盾逐渐显现出来，目前社会利益格局基本形成，利益主体日趋多元化，利益诉求日益多元化，要形成共识推进改革并非易事。而城镇化过程中的农民工市民化、棚户区改造、城市环境质量等问题，社会比较关注，认识也比较统一，可以先行一步，通过城镇化的一系列配套措施推动改革，为收入分配、土地制度、财税体制、投融资体制、行政体制等整体配套改革的全面推进创造有力的条件［17］。

第四，新型城镇化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平台。将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是城镇化的起点而非终点，城镇化建设过程是解决好城乡居民生产生活、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全过程。新型城镇化建设要求实现城镇化和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各地在实际推动过程中也将产城融合、耕地和建设用地有序流转作为城镇化发展的基本条件，这有利于保障城乡就业这一“民生之本”；新型城镇化将农民工市民化和棚户区改造作为城镇化推进的重点工作，有利于改变农民工和棚户区居民居住条件差、家庭收入少、保障水平低的现状，改善底层群众的生产生活状况；城镇化需要加强城市交通、地下管网、废弃物处理等基础设施配套建设，加大对城市水源、空气质量的检测和保护力度，这有利于改善居民生活条件，克服城镇化粗放式发展带来的各种弊端。

第五，新型城镇化为赢得国际合作主动权提供了战略迂回空间。 “入世”使中国享受了十年扩大开放带来的红利，但目前这种红利正在逐渐消失，劳动力原材料成本上升、新兴市场崛起、发达国家再工业化、歧视性贸易摩擦增多等诸多因素叠加给我国对外贸易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城镇化将立足点放在内需上，可以有效减轻外贸增长乏力对中国经济的不利影响和个别国家对我国和平发展的遏制；城镇化的集聚效应和绿色低碳发展方向能够有效减少经济发展对资源环境的消耗，降低我国对外资源能源依赖程度，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我国城镇化搞得好，能够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之一，为国外的产品、资金、技术等提供广阔的市场空间，这为我国赢得国际交往的主动权和国际话语权提供广阔的战略迂回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