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能力体系的理论建构

引言

现代文明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国家作用的空前发展。一个国家的国家能力直接影响到其经济增长、政治稳定、社会和谐和国际安全等各个领域。当今世界，国家间的竞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国国家能力的强弱。同时，国家能力的强弱也关系到一国国内治理质量的高低。因而，对国家能力的研究始终都是比较政治学的核心问题。

一、国家与国家能力

要理解国家能力，首先要理解国家这一概念。国家是在与疆域内市场、社会和国际体系中他国相互作用的复合关系中生存、发展的政治实体。对于国家的理解，可以将国家放入国家与市场、国家与社会、国家与国家三组关系中分析。

(一)不同视野下的国家

1.国家与市场

当今世界，国家与市场的共生共存与彼此影响，已经成为一国经济体制发展的基本特征。现代意义上的国家与市场起源于近代的欧洲。

虽然西方经济学家继续就国家和市场的关系争论不断，其一个主要问题是，为了解决失业、推动技术革新和振兴经济增长，应该主要依靠国家还是市场？从历史经验来看，在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在不同国家和不同时期，国家对市场的作用具有积极和消极两重作用。当国家的制度体系与干预方式与市场发展相适应的时候，国家调节可以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反之，如果两者不相适应，就会出现国家干预阻碍市场发展的问题。市场经济有其优势，比如鼓励竞争、优胜劣汰、多劳多得等，但市场也在制造社会不公，垄断，负外部性等市场失灵的问题，因此需要另外一种机制来对其这些问题进行校正，控制市场中的不当行为，消除市场失灵造成的危害，而这种机制的供给主体就是国家。关键在于国家如何有效地干预和条件市场经济，也就是国家干预的手段、方式和深度的问题。没有国家的保护，市场经济和社会不可能得到健康的发展。

2.国家与社会

现代民族国家的出现使得国家与社会的差异变得逐渐明晰，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理论研究也有了实质性的进展。

马克斯·韦伯的国家观可以说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马克斯·韦伯认为，“国家，也和历史上在它之前出现的政治团体一样，是一种建立在合法的(这是说，被认为是合法的)暴力手段基础上的人统治人的关系”。那如何才能维持这种人统治人的关系呢？韦伯认为，“实行任何一种统治都要有持续的行政管理”。［1］这也是韦伯之所以十分强调科层制理论的原因之所在。在谈到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时，韦伯认为国家是某种特定地位的群体手中的工具，但他不同意马克思关于市民社会中最有力量的阶级将自然操纵国家权力的观点，认为国家实际上是独立于社会阶级力量而产生的官僚集团手中的工具［2］。但在具体的历史分析中，他又认为科层组织是属于阶级的，政治的政策倾向受到它从中获得人员录用的那些集团的价值观和利益诉求的影响。这就是后来国家主义研究中所谓的“自主性”问题。可惜的是，由于政治学研究的方向在韦伯之后发生了变化，直到20世纪80年代，政治学研究才对国家的“自主性”问题又重新引起重视。

根据回归国家学派代表人物斯考切波的总结，回归国家学派主要从两个方面分析国家与社会关系：一方面，国家被视为某种组织，官员集体在其中可以推行明确的组织目标，并在特定的国家资源与社会关系中，高效或低效地去实现这些目标。另一方面，国家可以被看作更加宏观的结构，这种结构影响着社会中所有群体与阶级的政治目的及其实现方式［3］。这两个方面也就是回归国家学派所主要重视的国家自主性和国家能力问题。

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视角来看，国家是社会生活日益复杂化的产物，其目的是为了调节社会生活。正是由于这种起源，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可以说是一种互动的相互影响。从当前的历史实践来看，国家不断地调节着社会生活，同时，社会也不断地影响的国家发展。因此，在分析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时，既要看到国家在调节社会生活的积极作用，也要看到社会对国家的制约与国家调节社会生活能力的限度。

3.国际社会中的国家

国家作为国际社会的行为主体的基本特征，与国家在国内政治学意义上的本质特征既有联系，也有比较大的区别。国家作为国际社会的行为主体，更多地是强调它的行为能力和职能作用。

作为国际社会的行为主体，国家必须具备以下三大要素：一是具有固定的领土和一定数量的居民。这是国家作为基本实体存在的先决条件，是国家存在和发展并在国际社会中发挥作用和影响的物质基础。二是具有一定的政权机构。也就是要能够对外抵御其他国家的侵略、干涉，也要能够开展与其他国家的交往与合作。三是要拥有至高无上的主权。也就是对内的最高管辖权和对外的独立权、平等权、自卫权。这是国家的最根本属性，也是国家作为国际政治行为体的最重要前提。

而利益关系是国际关系中影响各个国家国际行为的最根本因素，国家利益是国家对外行动的最基本动因。所谓国家利益，是指“一国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包括国家的安全利益、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和国际联系利益”［4］；是“一个国家的生存和发展利益”［5］；是“一切满足民族国家全体人民物质与精神需要的东西”［6］。一般地，比较常用的方法是将国家利益划分为安全、经济、政治和文化利益四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