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大雷，广西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文选》学会副会长、广西中国文学学会会长。
■胡大雷
引发“立言”不朽话题的人
《左传·文公六年》称“古之王者知命之不长”，才“著之话言”。《左传·襄公二十四年》提出“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称“立言”使“命之不长”而得以“不朽”。此处称“立言不朽”，是由臧文仲引出。那么，臧文仲何以成为“立言”的榜样？他怎样的“话言”可谓“言得其要，理足可传”呢？而更深层次、更普遍的问题，则是彼时的“立言”具备了怎样的内容与形式，才能有“不朽”的可能。
“立言”何以“不朽”
臧文仲（？—前617年），姬姓，臧氏，名辰，称臧孙辰。臧哀伯次子，谥文，故死后又称臧文仲。春秋时鲁卿，世袭司寇，执礼以护公室。臧文仲历事鲁庄公、闵公、僖公、文公四君。曾废除关卡，以利经商，于国于民，尽职尽责。他博学而不拘常礼，较为开明，对鲁国的发展起过积极的作用。臧文仲登上鲁国政治舞台，正值齐桓始霸、齐鲁力量对比悬殊，他受命于危乱之际，负斡旋之重任。
首先，藏文仲的“立言”是伴随事功而产生的，或谋略，或进谏，或外交。《左传》载，僖公二十一年夏，鲁国大旱。鲁公欲焚巫尪求雨。臧文仲认为这不是抗旱的办法，当务之急是“修城郭，贬食、省用、务穑、劝分”。鲁公听从他的话，果然百姓没有遭受大灾难。僖公二十六年，臧文仲与东门襄仲到楚国求援，以他国兵力战胜敌国，也有言说的一份功劳。僖公二十四年冬，周王室内乱，王使来告难。按照臧文仲的意见，鲁国前去慰问。僖公三十三年，齐国庄子来聘，臧文仲赞赏国庄子的“有礼”而且“敏”（谨慎恰当），于是劝僖公朝见齐国。又有反面的例子。僖公二十二年，邾人出师攻打鲁国。鲁公不听从臧文仲劝诫，鲁师败绩。邾人缴获鲁公的头盔，悬挂在邾国的城门上。
“立言”伴随事功而生，又有《国语·鲁语上》记载的四件事。一是“告籴于齐”。鲁国遇到饥荒，臧文仲言对庄公说：我们与四邻，“结诸侯之信，重之以婚姻，申之以盟誓”，就是为了有困难时互相帮助。我们“铸名器，藏宝财”，就是为了百姓有困难时使用。现今国家有灾，为什么不“以名器请籴于齐”？臧文仲主动请往，齐人归还名器宝财玉而卖给鲁国粮食。虽说是“立功”，但都离不开言词的力量。二是解救卫成公。僖公二十八年，晋人执卫成公，臧文仲劝鲁僖公出面解救，说：“班相恤也，故能有亲。”从此晋更尊重鲁国，聘问时给鲁国的礼物高人一等。卫侯也派人给臧文仲礼物，遭到婉言谢绝。臧文仲的谋略提高了鲁国的地位，赢得诸侯的尊敬，功成后安守臣子本分。三是分曹地。僖公三十一年，晋文公分曹地给诸侯，鲁僖公使臧文仲前往，他听从驿站主人的话，获利最多。回国后，主动为驿站主人请赏。四是接受批评。有海鸟名叫作“爰居”，落于路东门外三日，臧文仲使国人供祭，遭到展禽的批评，他立马认错。
从这些伴随事功的“立言”看，臧文仲“立言”，一是强调合乎礼，二来强调百姓利益，三是强调本国利益，四是闻过则改。
其次，我们来看藏文仲较为单纯的“立言”。《左传》载，庄公十一年，宋国发大水，宋闵公说：“孤实不敬，天降之灾。”臧文仲称赞宋闵公归罪于自己；自称“孤”，合乎礼仪，断定宋国必盛。僖公二十年，宋襄公欲合诸侯，臧文仲说：“以欲从人，则可；以人从欲，鲜济。”文公五年秋冬之际，楚灭六与蓼二国，臧文仲听到后，感叹说：“德之不建，民之无援，哀哉！”
再其次，臧文仲去世后，人们或把他的话当做格言。文公十七年，臧文仲已去世七年，鲁国襄仲到齐国参加盟会，回复鲁文公时引用臧文仲的话：“民主偷，必死。”次年齐懿公被杀。文公十八年，鲁大史克以臧文仲的“立言”论证“事君之礼”。可见臧文仲“立言”影响深远。
从上述臧文仲的“立言”可知，所谓臧文仲“言得其要，理足可传”，是因为话说到要点上，或在现实中发生效益，或他人期望其在将来的现实中发生效益。从形式上来说，臧文仲“立言”的最高境界，是具有从特殊到普遍概括的意义，实现了从具体到概括，展现出超越时空界限的适用性，所以韩愈称赞臧孙辰是“以道鸣者”。
从语言的表达来说，琅琅上口则有利于流传，史载臧文仲言以及藏文仲本人在“立言”时所引用的话语，也多如此。
形似神异的两种“立言”
曹丕《典论·论文》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虽是“立言”，臧文仲与曹丕所论有接受者与行为者的不同。臧文仲的“言”是因事而发，因其本身的“言得其要，理足可传”，并非为“立言”而“立言”。曹丕号召的“立言”，是主动地追求不朽的名声，具有为“立言”而“立言”的意味。曹丕所说的“立言”，已是“文章”的“立言”，是自己以文字的形态留存；而臧文仲的“立言”本是言说，其成为文字形态的留存，是因其自身的魅力与作用，是由他人的记载。这些就是“口出以为言”与“笔书以为文”的“立言”的不同，前者是一种客观效果，而后者是一种主观愿望与自觉行为。
(来源:中国教育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