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岂之主编的《中国思想学说史》
张岂之近影 王斯敏摄
一九九○年，侯外庐先生的弟子们在西安。（左起：步近智、何兆武、林英、张岂之、祝瑞开、卢钟锋）
童年时的张岂之
张岂之致学生的书信（节选）
3月13日下午，清华园。红砖穹顶的大礼堂内，一场讲座正在进行。主讲者是87岁的思想史家张岂之。鬓发如霜的老人声音清扬，把“中华文化与精神追求”的大课题讲得深入浅出、趣味盎然。
他面前，是一张张神情专注的青春面孔；礼堂后墙上，是一块从近百年前高悬至今的匾额：人文日新。
学生，人文，正是他心心念念的两大牵挂；教师，“人文学人”，是他愿意接受的为数不多的两顶“桂冠”。
一个甲子前，他开始追随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开拓者侯外庐，参与编写《中国思想通史》《宋明理学史》等著作，以高起点走上学术道路；今天，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首席专家，他带领众多史学英才团队作战、全心付出，以《史学概论》等重点教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献礼。
从青春到白头，他把最好的时光都献给了思想史研究；从教学到科研，他的足音始终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发展同频共振。
他对人文学科充满深情。“如果说自然科学是参天大树，人文科学就是绿草，不起眼，却不可缺少。”清代诗人张维屏的诗句，最能代表他的心声：“惟有多情是春草，年年新绿满芳洲。”
此刻，在远隔关山万重的西北大学，他的研究团队也正在春光里忙碌着。走廊墙壁上，六个大字赫然在目——“兼和、守正、日新”，这是他拟定的所训，也是刻在学者们内心的治学理念。
他播撒的种子，经风历雨后，已碧绿如茵。
1、求学：擎起一支不灭的烛，走进一幢永远的楼
先是一片战火，再是一盏烛光，最后，是一幢楼。少年张岂之的求学路，随一个个路标变化着，延伸着。
那是殃及整个民族的战火，打碎了一个十岁学童对未来的幻想——1937年，张岂之在家乡江苏南通读小学，成绩优异。彼时的南通受本乡实业家张謇“教育救国”理念熏染，学风极盛。读大学、留洋、做教授，是父母为张岂之早早规划好的人生。
战乱无情，南通濒临沦陷。小岂之被辗转送到远离家乡的陕西城固，在西迁至此的北平师范大学附中继续求学。
几间茅草屋，几排旧桌椅，虽简陋清苦，却辟出了一方安宁的“桃源”。张岂之和同学们一起，在江边晨读，在油灯下伏案，课余闲暇，便钻进随文人们迁来的一间间书店，饱览书页中的奇丽大观。鲁迅的小说，郭沫若的新诗，令他深深迷醉于人文的魅力。
思乡之苦很快被热火朝天的学习冲淡了，还品出几丝别样的“甜”来。
“一次考试前，校长宣布，发给每人一根土蜡烛温书用。顿时，欢呼声、掌声、笑声响成一片。那几天，我们燃起了烛，烛光照亮了教室，也温暖了一颗颗稚嫩的心。”多年后回想，那光芒在张岂之心中依然明亮。
烛光伴着他考入重庆南开中学，1946年秋，一举考中北京大学哲学系。
从此后，他的生命中矗立起一座永远的楼。那是一座灰色的、毫不起眼的三层小楼，却曾云集众多著名学者，成为后学心中的人文圣地。
北大文学院就设在这里，文史哲各系教师均在此授课，他们迥然各异的风采，深深感召着新生张岂之。
著名教授自是一派学者气象。
新儒家宗师熊十力其时已年过六旬，开出“新唯识论”一课。每讲一段，便把手杖提起，轻轻敲点离讲台近的学生，问“领悟”了没有。因为怕他的手杖，教室前排几乎没有学生去坐。但他不息的探索与追问令张岂之印象深刻——外来佛学如何与中国文化结合，进而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
时任文学院院长汤用彤为哲学系开课四门：魏晋玄学、英国经验主义、欧洲大陆理性主义、印度哲学史。“研究中国哲学史，先要懂得外国哲学史。这样思路才打得开，方能有所创新。”他还要求哲学系学生学习自然科学，张岂之便曾选修生物学。
哲学家贺麟正在翻译黑格尔的《小逻辑》，便把成果带上课堂。听课者五人，每周都抽一晚到贺麟家讨论译稿，边享用贺夫人专程备好的茶点，边畅谈研读心得。每有争论，贺麟便认真听取，对“毛头小伙”们连连称谢。在其后出版的《小逻辑》中译本序言里，他专门提到了五位学生的名字。
年轻教师也有一番鲜明个性。
讲师石峻的“伦理学”，因热情奔放、旁征博引而受到欢迎，唯其湖南乡音过重，讲得一快便令听者难以理解。张岂之写信请教，颇得石峻嘉许，不但专程解答，还向他“开放”了自己的私人藏书。
和石峻同年的讲师任继愈，授课则更多了几分冷静严谨，一门“隋唐佛学”讲得条理清晰、逻辑严密。在课外，任继愈俨然成了张岂之的指导教师，不但引导他读先秦诸子，还认真批改其读书笔记，鼓励他走学术道路。这种亦师亦友的关系，一直延续到任老仙去。
“这些老师身上有共同的一点：中西融合，古今会通。他们力求将中华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精华融合起来，创造适合于时代需要的中国新文化。”张岂之感慨。这种追求，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他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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