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引航：为“侯外庐学派”拓地开天
再度启航，已是十余年后。昔日风华正茂的张岂之走向中年，而侯外庐的状况更令他揪心——因为一次批斗引发脑血栓，老人从此缠绵病榻，日渐衰弱。
一颗学者之心却依旧跳得强劲。甫获自由，他便和邱汉生商定了一项工作：编写新中国第一部系统、完备的《宋明理学史》。他们指定张岂之共同担任主编。
时年68岁的邱汉生，“为人笃厚，治学谨严”，曾为《中国思想通史》撰写立下汗马功劳。然而，由于辛劳过度，他在“文革”前便已几近失明。
张岂之担起了具体工作。在两位先生指导下，他全心投入，组织作者、商定提纲、审改稿件、统一体例。整整六年，凝聚了天南地北近二十位年轻学者智慧的《宋明理学史》终得定稿。1987年6月，共计130万字的上下两卷出齐，获得学界好评。
这是对侯外庐最好的告慰——当年9月14日，老人在新书的墨香中溘然长逝。但这绝不是最后的“交差”——张岂之默默许诺，他将和同道后学们砥砺前行，沿着恩师开创的学术道路走向远方。
他延续的，是“侯外庐学派”集体攻关的科研传统。重要成果接连涌现——
1989年，主编出版《中国思想史》，研究范围上自殷周，下至五四，实现了从远古至现代的中国思想史通史研究，一定程度上完成了《中国思想通史》未竟的事业。
1999年始，主编6卷9册《中国思想学说史》，历时八年，探索将思想史与学术史结合，对中国思想史的演变提出了符合中国文化原貌的解析，被评价为“理论上有创新，方法上有进展，深度上有推进”。
2005年，历时四年主编的《中国思想文化史》出版，因“思想史与文化史相结合”的创造性研究理路而引发关注。
《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中国历史》（六卷本）……几乎每一部张岂之主编的著作，都不断再版，成为中国思想史工作者的必备案头书。
今天，在张岂之和同道们的坚守与传承下，“侯外庐学派”的学术地位早为学界公认。作为成就最大、影响最广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别，它开创性地用历史唯物主义解读中国哲学、中国思想发展史，形成了全方位、综合性视野的研究方法。而张岂之的学术贡献，也为后学所钦佩。
“张先生倡导‘文化会通’论，强调对待不同文明、不同学科都应有‘和而不同’的胸怀，尊重文化多样性；他力求‘通过历史看文明的价值，通过文明史看历史的演进’，并探索如何运用文明理论阐释中国走过的道路，做到文明的真理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这在今天也是极具分量的。”聊城大学历史系教授江心力感言。
在西北政法大学教授赵馥洁看来，张岂之完成的是学术范式上的“继承与超越”——“外庐先生建立了思想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方法论，构建了完整的理论体系与学术范式，张先生则继承发展，做到了思想史与文化史的融通、思想史与学术史的结合、思想史向多学科的延伸、思想史中人文精神的弘扬。这既拓展了中国思想史的学科功能，更为其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4、育人：师生沟通的信、书、课
每次呈送文章给张岂之审阅，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副所长谢阳举都既喜且“忧”。喜的是，每次稿件都会被仔细审改、大有提升；忧的是，“不知要改多少次才可以在先生那里‘过关’”。
当下，正有一部书稿在经受考验。2月18日晚，张岂之召集所里骨干，对准备交付的教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教材《中国思想史》进行讨论，一谈便是两三个小时。
启动编写三年多来，这样的场景已多次上演。从编制提纲到具体编写，从审改稿件到开会商讨，张岂之都亲力亲为。翻开历次由他审阅的书稿，密密麻麻的修改与批注随处可见。“我们要的教材，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老人殷殷嘱托。
这已不是张岂之为工程所付出的第一次辛劳。2004年，77岁高龄的张岂之担任首席专家，领衔编写中央马工程首批九种教材之一的《史学概论》。4年多殚精竭虑、30余次讨论修改，全组成员在他的带领与感召下精益求精，终于为高校学子提供了一本体现中国历史特色的权威教材。
他甘愿为此忙碌。他认为，研究中国历史，既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更要体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使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生动具体地呈现在史学研究中”。
重视教材编写，是他数十年来的一贯坚持。“编教材对成名成家的作用的确不如专著大，但却是一个教师的本分，付出多少心力都不为过。”为此，他不但带领团队编写了大量教材，而且总会及时修订。
1989年出版的《中国思想史》总计70万字，虽宏阔厚重，却令学生颇感压力。1992年，他着手修订，缩减至46万字。
《中国思想文化史》于2006年出版后，他并不满足，“思想和文化如何结合才能更好”的问题萦绕脑际。2012年，他组织班子展开修订……
“出版只是一部教材学术生命的开端。应当追踪其出版后的反响，直面不足，把修订及时提上日程。”他呼吁。
在学生们心里，张岂之一直在为他们编写一份特殊的“教材”，那就是一封封饱含深情的书信。
张岂之喜欢提笔写信与教师、学生们交流，研究所几乎每人都收到过他的亲笔信。2007年，学生们辑录出版了《张岂之教授与研究生论学书信选》，引起关注，陕西省教育厅专门向新晋博导们推荐此书，以此为教书育人的参考。
一位师者的期盼、追求与忧思，在字里行间展露无遗——
有对治学方法的开启。1993年9月9日，新入学的博士生、今天的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张茂泽收到了导师张岂之的第一封信。“请你们读侯外庐先生《中国古代社会史论》和汤用彤先生《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这两本书体现两种研究方法，都是科学的，不可扬一压一。”不久后，他就如何提高逻辑思维水平向张岂之求教，张岂之迅速回信，提点他“不在于读逻辑教科书，要靠平时有意识地积累”，并专门开列了书单。
有对不良习气的警策。一段时间，张岂之感到学生们不甚关心时事，便提笔千言，苦口婆心：“一个学者如果不为民说真话、说实话，不了解现实情况，那是不好的。胸中要有全局，做学问才能有时代感。”针对一些博士论文贪大求全的不足，他多次写信告诫：“从次要问题中走出来，不要烦琐哲学，不要材料的堆积，需要的是对问题最本质、最主要的说明。”
有对立德为人的一再强调。社科研究清苦寂寞，动摇彷徨在所难免。“在人文科学方面真有成就的人，必定是‘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人，直搞得遍体鳞伤，庶几有成。这一‘苦课’，对一生都会有用。”张岂之的谆谆良言，坚定了一颗颗年轻的心。
“先生人如其文，既循循善诱，又极为严格。他的批评可谓直截了当，针针见血，让我们油然而生一种进取心。”西北大学校长方光华感慨。
和教材、书信同样重要的，是课堂。即使在担任西北大学校长的日子里，张岂之也坚持开课；卸任之后，又欣然接受清华大学聘请，成为两所学府的双聘教授。从此，每学期为学生们贡献几场高水准的讲座，更成了他的自我要求。
“我的研究始终是和教学紧紧结合的。”他总结，“我总想着一点：既然是教师，做的一切就一定要对学生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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