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展翼：“诸青”唱了“重头戏”
也是一幢灰楼，披岁月风尘而立。门侧挂牌：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
每次走进所里，张岂之都会和一位老者对视——那是定格在黑白照片中的侯老外庐，脸庞微侧，双唇紧抿，眼中似有无尽嘱托。60多年前，召唤他探究思想史堂奥的，正是这道目光。
1952年秋，天高气爽。一位访客给正在清华读研究生的张岂之带来口信：刚履新西北大学校长的侯外庐，邀请他赴西大工作。
侯外庐，这是个张岂之熟悉的名字。1949年初，他曾在北大讲授“中国思想史专题”。张岂之是学生中用力最勤者，常去当面请教。
“他推荐我们读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读马恩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通信，‘用马克思主义的眼光，还思想史以本来面目’，令我受到了历史唯物论的启蒙。”
是继续读研，还是去古都西安从教？当时的清华教授们忙于“思想改造运动”，几乎难顾学生。张岂之选择了后者。
先是在西北大学做讲师。很快，侯外庐奉调北京，筹建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二所，并成立中国思想史研究室。张岂之也成了研究室一员，半年在京工作，半年回校教书。
主要任务是修订、增补《中国思想通史》第一至三卷。这几卷著作初版于抗战时期，凝结了侯外庐、杜国庠、赵纪彬、邱汉生几位学者的大量心血，但印制多有错漏。
“我们几个年轻人坐在一间屋子里，逐字逐句地查核引文、考订古籍，拿不准时就和先生商量。”不久后大功告成，谁料却只是个开始，“先生告诉我们，立即着手参加第四卷编写。”
几位年轻人错愕而兴奋。
他们深知这部巨著的学术分量，也曾一次次折服于几位作者的笔力与思想。第四卷的编著名单星光熠熠——侯外庐、赵纪彬、杜国庠、邱汉生、白寿彝、杨荣国、杨向奎等，而自己初出茅庐便能与其共事，何等荣幸！
侯外庐鼓励他们放手尝试，并为其取了个集体笔名：诸青，即“诸位青年”。在晚年出版的自传《韧的追求》中，侯外庐一一点出了他们的名字——张岂之、李学勤、杨超、林英、何兆武。
当年的“诸青”，“有理想，文史功底比较厚，表现出异常勤奋、学习朴实的共同特点，并各有所长”——侯外庐评价：“岂之哲学基础扎实，归纳力强；学勤博闻强记，熟悉典籍；杨超理论素养突出；林英思想敏锐，有一定深度；兆武精通世界近现代史，博识中外群籍。”
编写开始了。先围绕主题大量阅读原始材料，做资料长编，然后归纳提炼，形成初步观点，再和侯外庐及其他作者反复商讨、辩论，达成共识后方可动笔。初稿由侯外庐认真审阅，多次修改，推倒重来者亦不在少数。
每写一章，都是一场硬仗。张岂之面对的“首战”是明代东林党思想。如何界定此群体？其政治性与学术性间关系几何？怎样评价才合分寸？他研读文献，边抄录边思考，卡片做了许多，提纲删改数次，终于完成任务。
没等松口气，新的课题又来了。几年下来，“诸青”在全卷二十七章中承担了十三章的工作，“唱了重头戏”，最后一统计，每人都吃了一惊。
侯外庐把这种锻炼队伍的做法称为“下水学游泳”和“压担子”——“在岸上读《游泳指南》，总没有下水学游泳有效。你们刚能肩负50斤，我立即加码到60斤；你能挑起60斤，我立即让你挑70斤。唯此方可不断提高。”
这样的“实战演练”，张岂之视若珍宝。他亦留恋师生间自由平等的交流——“我们常和侯先生深入交谈，甚至争论。他写成的稿子，我们有时也做文字修订，甚至是观点的修改。他从不愠怒，还吸收了我们的不少意见。‘诸青’成员间互为师长，取长补短，从未发生过署名之争之类的不愉快。”
辛劳三年，写作终告完成。加上据侯外庐著作《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修订而成的第五卷，全书于1963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洋洋二百六十万言，被评价为“中国思想史研究中分量最重、水平最高、成就最大、影响最广的里程碑式的通史著作”，畅销至今。
初试啼声的喜悦还未散尽，“文革”开始了。侯外庐戴着“反共老手”的帽子陷入浩劫，张岂之刚刚扬帆的学术之舟，也在风浪中搁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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