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社企业化改制和去行政化，是从出版社各级领导身份的转换和蜕变开始的。一夜之间，很多出版社管理者不再是原来中央部委、地方部门所属的厅局级、县处级干部，没有了行政级别，当“官”的优越感就没了。近日，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了几位出版社相关负责人，了解他们在出版社企业化过程中的感受和心态变化。
原“正处级”总编管着“正厅级”出版社：“去行政化之后，上下级以及部门之间完全像一家人”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总编辑许久文现在是一位“北漂”。2013年11月，许久文单位所属的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进军北京，参与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会下面的民主与建设出版社的融资重组，占增资后注册资本总额的70%，成为了真正的大股东，许久文被派驻到新成立的民主与建设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任董事长兼总经理。
虽然是董事长的身份，初来北京的他租面积不大的房子住，上班主要是坐公交车、挤地铁、打车。单位里有一辆给原来的领导配备的车是1997年的，已经很旧了，他基本上也没有用过，更没有专门的司机。
“出版社改制以前有3种级别，正厅、副厅、正处，全国各地还不一样。部委出版社多是正厅级的，华中地区的许多出版社是处级的。以前我们到各地开会，级别高的出版社，领导排名都要求在名单前面，去行政化以后，没有这么一说了，就是按惯例排列，大家都是做出版的。”许久文说，他原来所在的出版社是正处级，目前集团派驻他主管的民主与建设出版社尽管以前负资产不少，但原来的行政级别是厅级（中央部委一般称为“司局级”，地方称为“厅局级”），让他来对接，在公司化运营之前，是不可想象的，因为级别上就不对等。另外，去行政化之后，上下级以及部门之间完全像一家人，行文、汇报、选题完全是企业化操作，不是上级命令下级执行，而是上级为下级提供服务。“我们有一个项目部，主要的内容就是申请国家一些专门设立的出版基金，这个部的负责人在社里上下跑，没有一点颐指气使的味道，而是希望服务编辑，大家劲儿往一处使，把企业做好。”
许久文2013年年底来北京工作，对这快4个月的时间，他说：“辛苦，但感觉很顺畅。”
经过企业化改造后，许久文目前所在的出版社用人机制也发生了变化。有一种是正式员工，通过考试面试进来的；还有一种是作为特殊人才引进、挖过来的，这个是领导特批的，工资和待遇要高于企业职工的平均水平；还有一种是临时性质的员工，属于非固定身份员工，比如某个部门掏钱聘请的校对、编辑等。还有最简单的，请外脑来进行编辑，但不算是企业员工，编辑部或者项目部直接与其发生经济关系。“因为市场是瞬息万变的，出版社一切包打包唱就会跟不上形势。”比如，社里一个部门组稿做《爸爸去哪儿了》这套图书的时候，没有太长时间的选题论证会，主要是部门定，部门的自主权很大，社里不干预，但需要社里在宣传、媒体合作、资金方面进行整合的话，社里会积极配合，提供帮助。
“我从来没有把自己当官。我们现在摆正了身份，就是做乙方，原来是作者为了出书请我们吃饭，现在为了拿下好的选题，我们要反过来请作者吃饭。”许久文告诉记者。
从事出版工作近20年，在他看来，虽然出版社和经营者的身份都转变了，但是行业里的一些问题仍然存在，这让作为乙方的出版社叫苦不迭。比如，几乎所有的出版传媒集团都是靠工具书和教材教辅赚钱，纯市场的一般图书，看上去很畅销，但由于投入在宣传、高额版税以及发行方面的费用很高，所以其实不赚钱；新华书店的发行体制有很多弊病，拿民主与建设出版社来说，居然还有2003年的书款没有从新华书店追回来，而且书店是无理由退货，无限期付款，因此出版社需要不断向里投入，收益回报周期太长，长期理不顺畅；有些出版商，为了打榜推销产品，可以到网站回购几万册图书，通过资金运作的方式捧红作者和书，而一些真正有品质的编辑用心做的书却得不到市场的认同和读者的追捧。
“对于我们来说，身份是转变了，但出版业像一辆超负荷的火车还在缓慢前行，这套系统不转变不变动，我们的日子也很艰难。”许久文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