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原“正司局级”社长到地方受冷遇：“这些所谓的受屈辱，实际上是社会回归正常的必然”
语文出版社社长王旭明的名片上有了新的头衔：语文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5年来，王旭明经历了从官员到事业单位一把手，再到转企成为老板的“历程”，内心的纠结和挣扎冷暖自知。
尽管身上有名人的光环，但由于是企业的一把手，他也需要到各地出差推销社里的教材产品。一次，他到某地区，很想见某位负责人，但对方接电话后，很礼貌地把他推到了某处长那里，“请处长亲自督办”，没想到处长又把他推给了某科员，科员态度也不冷不热。
下属与科员多次联系后，遭到婉拒，“我们改天再说，再约时间吧。”
王旭明心里还是挺难受的，“我们风尘仆仆地专程前去，竟然从厅长到处长到科员都不见，那是内心流泪的感觉，等了3天，还见不到想见的人。当时，我就想，如果有朝一日，我当了大官，一定要好好地收拾你们，只能做如此的安慰了。”
这样的事情，王旭明经历了不止一次。更常见的情况是，人家勉强出来了，脸上又挂着不屑和轻视的表情。他不仅暗自垂泪，还暗自攥拳。
“我现在说这些事是理智的，但是在具体场景中是纠结的。”王旭明说。“但是在纠结中，我成长了，有一种再次回到年轻时候的感觉。这些所谓的受屈辱，实际上是社会回归正常的必然，只不过是我经历了这个振荡期。”
“去行政化的路很难，一定要走，只有走这条路，中国文化教育事业和更多领域、部门才能发展，比如学会、协会，这些单位，不和政府脱钩，就发挥不出作用，就变成了小机关。比如，某食品出了问题，协会出来辟谣；某药品不好，协会出来说没问题。这就从协会变成了帮会，就可怕了。去行政化的改革，要有壮士断腕的气魄。”
王旭明说，去行政化之所以难，是因为中国是一个行政力量很强大的国家，在一些不该有行政色彩的单位，比如大学、出版社，行政色彩都很强。去行政化是大方向，但是做起来很难，去行政化的道路可以说“路漫漫其修远兮”。
谈及自己5年来的心路历程，王旭明感慨颇多。他说：“我2008年7月18日到语文出版社，到现在5年多时间，可能是有生以来变化最多、最大、最快的5年。我来的时候，这里是事业单位，我当时升任事业单位一把手，从一个政府官员到事业单位一把手，这个转变已经够大的了，当时最大的难题是国家不拨款，我还要考虑经济利益，我当过老师，当过记者，当过政府官员，从业经历只谈益，不管利，那时既谈利又谈益。那种转变，对于我来说，已经非常巨大，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我慢慢适应了。”
“我刚完成转变的时候，又有一个大的转变，出版社要变成企业，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到了文化体制改革，所有出版社在限定时间内转变成企业，对我的震撼就更大了，我从政府部门到事业单位，还能改变，现在事业单位变成企业，待遇也发生了变化，原来我是官员，我和社会不沾边，单位变成企业之后，要走社保大病统筹，原来我看病全额报销，现在我要用社保，标明哪些能报哪些不能报，我原来退休是单位管，事业单位也由事业单位管，现在是社会管，劳保局管，万一企业破产了，我要接受社会救济，这个转变太大了。”
王旭明坦言：“这种身份上的变化，影响很多事情，比如社会评价的变化，过去我是官员，现在身份有焦虑，感觉是‘四不像’，不像官员、不像企业家、不像学者、不像事业单位的人。实话说，我觉得中国老百姓，虽然仇官，但官一出来还是有几分尊官，虽然仇富，但见到富人还会觉得自己矮几分。我们转企业后，人家不敬也不尊。最尴尬的是，我由过去‘人求我’变成‘我求人’，有时感觉内心流着泪，脸上堆满笑。”
尽管如此，也有很多地方的官员念及旧情，对王旭明和他单位的同事很热情。比如去年他带着社里的人到西部某省寻求合作，教育厅原来的领导升任省委宣传部负责人，但听说王旭明率出版社同事来访，丝毫没有推脱之意，组织了教育厅和新闻出版局的负责人出来座谈，了解情况。
“以前，作为教育官员下去，至少有相应级别的人接待、谈事情，现在完全是人情。转企之后，到各地后，我的任务是推销、促销、转销、展销，是卖产品的，我就要摆正位置，有官员陪，是我的造化和缘分。我个人认为，人家不陪是对的，正常的，你是一个做企业的为什么陪你？对于客户，我要热心服务，人家对我冷，我要热，人家热，我要更热，我为这出版社100多号人的生计打拼，为了生计陪笑、陪吃、陪醉、陪聊，但陪得值，这是责任心，是职业修养，是做人的本分。”
是否还希望回部委做官？对此，王旭明摇摇头。“几年下来，我觉得自己所经历的变化和尝试都很值得。社会的变化总要有人付出，有人做铺路石和献身者。现在回头看，这5年，党和政府在学校、出版领域去行政化，走企业化发展的路子，这样的改革是正确的，尽管现在才刚刚开始，还在各种阵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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