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维明：当代中国需要自我更新的儒学

近代以来，长期作为中国文化主流的儒学陷入了困境。从1840年鸦片战争起，西方强势的军事、经济和文化不断全面而深入地进入中国，而其中西方思潮对儒家思想的冲击，也一步步加深，并大肆摧残固有的文化资源，这是儒学前所未有的危机。但是，儒学并没有就此沉沦为游魂，或甘于被弃置入博物馆中。一代代有智慧，有担当的儒家学者对儒学进行了理论创新，使得儒学得以“一阳来复”，“灵根再植”。事实上，儒家思想之所以能历劫不死，并练就金刚不坏体，乃至凤凰涅槃，与它自身的特质息息相关。在我看来，儒学是跨时代、跨文化、多学科、分层次、没有教条的，这些特质使它具有了普遍性和永恒价值。

儒学第三期应当对西方文明、启蒙心态作出回应

事实上，如果我们把眼光放开、放远的话，可以发现，凡是社会、政治等各方面比较好的华人世界，对儒家的评价都是正面的；相反，社会、政治风气不好的地方，儒家的形象都是糟糕的。这表明，儒家的积极意义远远大于它的消极意义，所以我想21世纪的中国，仍然离不开儒家思想。当然，21世纪中国所需要的儒家思想，也应是进行了自我更新的儒学，这就是我一直在倡导的“儒学第三期”。儒学第一期是从曲阜的地域文化、地方知识发端，经历了从先秦到汉代数百年的发展，逐渐超越地域的限制，成为中原文明的核心、中国文化的主流。儒学第二期则从中国文化发展到东亚文明，这就是宋明儒学、尤其是朱子学、阳明学在韩国、日本、越南等地的传播与发展，可以说，儒学在第二期已不仅是中国的，还是整个东亚的。而接下来儒学的第三期发展则是要面向整个世界的，儒学要真正成长为“具有全球意义的地方知识”(the global significance of local knowledge)。而这就要看儒学能否对整个西方文明、尤其是从启蒙以来的“启蒙心态”作出回应，并进而能否给人类社会提供有价值的东西。可见，儒学第三期应是基于本土、面向世界的。

儒学如何解决当代中国问题：学习、对话、和谐

而就当代中国自身来说，儒学应能对当代中国一些问题的解决和未来优良中国的塑造有意义、起作用。事实上，在传统中国，儒家思想的积极意义和正面作用是极其巨大的。因为正是在儒学的影响下，传统的中华文明成为了一种学习的文明、对话的文明与和谐的文明。我想这三点也正是儒家思想对当代中国的意义所在。

首先，我们应当摆脱西方工具理性带给我们的恶劣影响，恢复中华文明本有的学习精神。儒家所讲的学习，一方面不只是知识技术的学习，而是一个整体的学习理念，即学做人；另一方面，这个学做人的学习不具有完成时，它是一个永恒的过程，每个人都处在自我人格完善的过程中。对此，我提出了“体知”的理念，“体知”用英文说就是embodied knowing，是经由身体来认知，这种认知包含了宋明儒者的见闻之知与德性之知，同时也具有知行合一的意义，它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西方的理性认知。“体”这个字在中文里面有很深刻的含义，比如体验、体察、体证，它是一个复杂的认知体系，需要包括人的心、灵、神，这是很难的一种认知，但却是绝对必要而且紧迫的一种认知。

其次，我们应当重拾儒家思想中对话的智慧，以对话来处理问题。当前，中国人的气很足，但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戾气，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如何解决它，就需要对话的智慧。儒家就充满了对话的智慧，无论是《论语》《孟子》，还是后来的《朱子语类》《传习录》，都是在对话中完成的。因此我一直将儒家伦理视作一种对话的伦理，一种充分体现对话精神的伦理。事实上，对话意味着双方相互之间是有差异但平等的主体，所以对话是互相容忍的，是互相承认的，是互相尊重的，一定是交互的，不是强迫的。通过习得对话的智慧，我们可以学会人与人如何相处、团体与团体如何相处、民族与民族如何相处、宗教与宗教如何相处、国家与国家如何相处、文明与文明如何相处。

最后，我们应当将和谐作为准则与目标，达到人自己的身心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儒家有一个核心价值——礼，礼的深意在于和，而和的背后体现了儒家对日常生活世界具有内在价值的肯定。儒家认为世界的存有是连续的，因而我们不能抛弃掉日常生活，去追求一个外在的更高真理，儒家更认可的是，最高的价值和意义就在日常生活中体现。这就使得儒家特别强调“和而不同”，因为这是对日常生活世界中差异与多元的尊重。换句话说，儒家不落在一个极端，它是“极高明而道中庸”的。所以，我们在欲望之外，需要心灵；在理性之外，需要同情；在自由之外，需要正义；在权利之外，需要责任；在法治之外，需要礼让；在个人之外，需要社群；在人类之外，需要自然。

儒家士君子的担当意识是民族的希望

显然，如果儒家思想能在以上三个方面发挥出它的作用，那么，一个富足而有礼、强大而安定、繁荣而和谐的中国，将是可以期待的。而要使儒学在以上三个方面真正发挥作用，离不开每个人自觉的担当意识。而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不仅需要精英阶层、思想者的担当，也需要每个公民、每个个体的担当。只有每个人都具有儒家士君子的担当意识，我们的社会才有希望、我们的民族才能上进、我们的国家才有未来。这并不是将过重的负担赋予每个个体，而恰恰是对每个个体的充分肯定，儒家讲的“人皆可以为尧舜”，就是这个意思。而这，也正是我们当代中国人无可推卸的“天命”。

（作者为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教授；文字整理：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博士后王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