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占阳：新权威主义是必要的历史过渡

新权威主义有两大特征，一是有权威，特别是有强势领导人；二是有现代化取向的改革开放。没有权威，就没有新权威主义。没有改革开放，也没有新权威和新权威主义。新权威主义实质上是必要的历史过渡。历史必要性和历史过渡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七个方面。

新权威主义是达到现代化和民主化的必要的历史过渡

新权威主义在世界历史中早有先例。从历史经验、历史逻辑、历史规律看，新权威主义实质上是顺利实现现代化的阶段性的必要手段，是最终导向民主化的重要历史环节，是一种必要的历史过渡，而不是历史的终结，不是历史的目的，也不是应有的意识形态。

邓小平早在1979年3月就已提出了新权威主义的主张。1989年3月，他在听取关于新权威主义思潮的汇报后又明确表态说：“我就是这个主张。”邓小平既把新权威主义视为“把效率提高一些”的手段，又把它的有效期限定为“现在和以后一个相当时候”，并未把它视为意识形态。在中国，正因为它不是意识形态，不是目的性的“主义”，而只是手段性的“主义”，它才能够被历来主张民主政治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所容纳。

1979年3月，邓小平在提出新权威主义的同时，又提出了“民主化”大目标。不久后又明确了“民主化”包括“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并提出了“高度民主”的远大目标。后来又提出：“大陆在下个世纪，经过半个世纪以后可以实行普选”；这将是“普遍实行直接选举”和“高层搞直接选举”的普选。实际上，这就是“高度民主”的核心内涵。新权威主义不是高度民主，高度民主也不是新权威主义。显然，他主张，新权威主义阶段之后，就要通过民主化实现高度民主的远大目标。

由此可见，在邓小平理论中，新权威主义只是达到现代化和民主化的必要的历史过渡。这种观点无疑是正确的，所以，中国不可能把它奉为一种意识形态。

中国必须在现代化的半途中转向渐进性的民主化改革

众所周知，“四小龙”都是先在新权威主义的框架内实现现代化，然后再实现民主化的。但在邓小平看来，这在中国大陆行不通。他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这就是说，新权威主义阶段之后，必须首先推进民主化，而后才能实现现代化。他又说：“即使搞普选，也要有一个逐步的过渡，要一步一步来。” “民主化和现代化一样，也要一步一步地前进。”这就是说，新权威主义阶段之后的民主化应该是渐进性的，因而也就是需要相当长的时间的。这就意味着，中国大陆必须在现代化的半途中就从新权威主义转向渐进性的民主改革，而不是像蒋经国、李光耀那样，把新权威主义一直实行到现代化实现之日。笔者曾从学术上证明，这对超大型国家来说是唯一可行的正确道路。

以集权推动和保障分权是顺利实现现代化和民主化的必经阶段

这里所说的分权是指以现代化和民主化为方向的分权。以集权推动和保障分权是新权威主义阶段的主要特征。凡是实行新权威主义的国家和地区莫不如此。新权威主义向市场放权，发展和形成现代市场经济；向人民大众让利，发展适当的公平分配和公共服务，培育现代中产阶级；向司法机关逐步放权，推进司法独立，加强人权保障；向社会逐步放权，扩大公民自由，培育公民社会，加强公民参与，增强社会活力；向基层逐步放权，发展基层民主；向地方适当放权，发展事权与财权相配套的新型央地关系……。所有这些，既是放权，也是分权，但又是以集权推动和保障的分权。

高度集中的威权何以能够导致分权？道理很简单：以威权力量实现这种分权，实质上就是执政者的自我限权、主动放权和分权。由此，这种分权也就只能来源于执政者的理想主义诉求。但在缺乏制约的权力的长期腐蚀下，这又远不是大多数公职人员所能达到的思想道德境界；由此，官场上的揽权、扩权、集权、滥权现象也就广泛存在了。在这种情况下，唯有通过中央的高度集权才有可能强有力地促使各级官员放弃其本不应有的那部分权力，从而实现以分权为特征的大量改革。特别是在邓小平曾经感慨的“你在这里放权，他在那里收权”的问题已经远比那时更加严重的情况下，以更加高度、有力的集权推动分权，尤已成为当前的迫切需要。

那么，为什么现阶段不实行基于普选的分权呢？道理也很简单：在普选尚未切实实现之前，你不可能切实实现以普选为基础的分权。而以集权推动和保障分权，就是创造落实普选的现实条件的历史过程。实行基于普选的分权，现在还是远水解不了近渴的未来方案。在现实之中，只能走现实主义的发展道路。

毋庸赘言，以集权推动和保障分权，既是新权威主义区别于极权主义之要义，又是新权威主义适应现代化进程需要的主要历史价值之所在，也是在为比较顺利地走向民主化创造必要条件，所以它是新权威主义的历史必要性和历史过渡性的集中体现。这在邓小平时期就是这样，在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改革方案中也是这样，而且它比邓小平时期又大幅推进了，尽管它还有待落实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