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占阳：新权威主义是必要的历史过渡

“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需要“两步走”：第一步，把权力关进新权威主义的笼子里；第二步，把权力关进民主法治的笼子里

一切权力制约都有可能“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如果它有必要的力度的话。所以，自上而下的权力制约也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新权威主义的权力制约就是以自上而下的权力制约为主力，并以自下而上的民权、民意制约为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的权力制约；这种制度化的权力制约，就是“新权威主义的笼子”。

新权威主义的笼子当然不可能替代民主法治的笼子，即不可能为最后的笼子。因为，它的存废、强弱均取决于人治状况和时间长短，而这都是不可靠的因素；它的周密、严格、可持续程度也不可能胜过民主法治的笼子，因为来自全体公民的系统化的制度监督总会胜过主要来自少数领导层的监督。

但在长期积累的腐败、特权问题已很严重的情况下，如要通过和平的、代价最小的、最顺利的途径实现民主化，把权力关进民主法治的笼子里，那就必须首先把权力关进新权威主义的笼子里，然后再把权力关进民主法治的笼子里。

这是因为，民主化是反腐败、反特权的，所以腐败官员最反对民主化，享有诸多特权也使官员不喜欢民主化。在这种消极、陈腐势力已经很大的情况下，如果让“老虎”仍在“笼子”外面到处扑咬改革者，“苍蝇”也在外面满天飞，那就不可能有任何和平的民主改革。面对这种现实，如要避免代价巨大的激烈革命而又比较顺利地走上民主改革的道路，最好的办法就是首先以自上而下的威权力量大力反腐败、反特权、整顿吏治、建立良制，进而以各种形式的人民监督强化之。虽然相对于民主法治来说，这还是治标，但它却可以为治本赢得宝贵时间，也为治本大幅扫除障碍和积累强大的改革势能。毋庸置疑，如果能够先把权力关进新权威主义的笼子里，再进一步地把它关进民主法治的笼子里，那就会容易得多，也会平稳得多。这就是中国应有的“两步走”战略。

通过新权威主义改革积累起来的领导人的威权，也是自上而下地启动民主化进程的前提条件

没有强人就不可能搞渐进性的民主化。因为没有强人就没有强有力的领导力和控制力，就会害怕民主化导致局势失控、政权丧失，就不可能有足够的勇气、智慧和力量去放权、去闯关，也就不可能开辟出一条中国式的渐进性民主化新路来。在历史紧要关头，许多国家都因缺乏改革强人而错过了渐进性和平转变的机会，付出了过高的转型代价。这是中国应当尽量避免的。

新权威主义与政治体制改革并非水火不容；超大型国家的新权威主义政改应当且可以与民主化改革部分重合，进而平稳过渡到渐进性民主化改革

新权威主义本来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它是新权威主义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展开、深化和保障整个新权威主义改革的必要。但这种改革不是直接走向民主化的民主改革，而是新权威主义范畴的政治体制改革。基层民主化是新权威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新权威主义政改与民主化政改的最大区别就在于，是否在县以上（不含县）实行以建立普选制为目标的系统的选举改革。

但在超大型国家，新权威主义政改与民主化改革不应分为两个截然不同阶段。在中小型国家和地区，县级选举改革后，可以在几十年内不推进县以上的选举改革，直到最后再进行全面、急剧的选举改革。这就形成了新权威主义政改和民主化政改这两个截然不同的改革阶段。但在中国，这种县级选举改革后的长期停滞是不可承受的。因为，超大型国家最难控制的官场腐败问题只有通过逐步加大民主法治的力度才能得到日益有力、可靠的控制和解决；十几亿人民必然日益高涨的民主要求，也只有通过每隔五年一次的逐级递进式的渐进性选举改革，才能因为已经给了人民以合理的改革预期而使人心安定，而不是因为长期看不到希望而积聚不满，进而最终以极大破坏性的方式突然爆发。

所以，超大型国家的县级选举改革一旦启动，即应以每隔五年推进一大步的节奏，持续不断地推进下去。这个过程大约需要四十年。大体上，前二十年实现初步的民主化，后二十年实现高度民主。

在这个过程的起步阶段，无论是进行新的村民民主自治改革，回归“82宪法”精神，还是展开深刻的县级选举改革，即推进基层普选，都还在新权威主义的改革范畴。但在直接通向高度民主的整个民主化道路的历史起点的意义上，它又是具有民主改革性质的政治改革。这样，新权威主义政改就与民主化改革部分重合了。由此出发，也就可以直接地、平稳地过渡到完整意义上的渐进性民主改革阶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