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占阳：新权威主义是必要的历史过渡

新权威主义的改革具有很大的风险性；最重要的是能否涉过险滩，一鼓作气地把它推进到可预期的、稳定的、渐进性民主化的轨道上

新权威主义具有历史必要性，但没有历史必然性。因为它更多有赖于改革强人及其与制度建设的现实结合，而不是理想图景中的制度化。它的启动、坚持和深化都有赖于改革强人，甚至它所建立的制度能否巩固、完善也有赖于改革强人。

新权威主义阶段的改革有两大软肋、两大风险：一是权威可能消解；二是改革可能消失。邓小平从改革初期起就已深切地认识到了这种风险性。我们现在也已从多年来的实践中深切地体会到了这种风险性。今后风险仍然会存在。必须有“打老虎”、推改革的有力行动，改革才能得到切实有力的不断推进。否则改革仍有可能停滞和倒退。

新权威主义阶段的改革可能有三种演变方向：一是全面深化该阶段的改革开放，直至将其适时地推进到渐进性民主化阶段的改革开放。二是该阶段的改革开放停滞、倒退，致使腐败蔓延、两极分化、社会不公、民不聊生、天怒人怨，最终激起革命或动乱。三是从以集权推动和保障分权，倒退到以集权不断收权，消灭分权，直至权力全部集中，变成极权主义。

从理论上来说，现在这三种可能性都存在。这首先是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这样一种有效的制度机制，能够完全保证后两种可能性不会成为现实。但从现实来说，至少是实现新权威主义改革的可能性是最大的，因为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强力领导核心已经形成，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通过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保障改革有力实施的制度正在建立，全会后的改革、反腐的力度也很大。只要沿着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道路不断走下去，极权主义等就不会出现。因为以集权推动和保障分权本身就是全面集权的否定物、对立面；与愈益广泛的分权相结合的集权只能是有限集权，而不是无限集权，即不是极权。而且，只要全面深化改革开放，那就必须最大限度地寻求国际合作，这对超大型国家尤为重要。

但是，即使是把现阶段的新权威主义改革搞好了，未来的前景仍有不确定性。除上述风险外，这里还有一个风险，这就是在新权威主义阶段的改革基本完成后，如果未能及时转入渐进性的民主改革，仍有可能出现较大的社会动荡，改革仍有可能最终失败。在这时，能否及时转入渐进性的民主改革，就成为了最大关键。

这是因为，一方面，中国是超大型国家，自上而下的改革力量必然会逐级下减到很弱的程度，所以新权威主义的改革的有效性也必然会受到颇大削减，不可能达到中小型国家和地区那种比较完美的程度。在自上而下的权力约束最薄弱的县乡级政权，长期有效地充分控制腐败和专权，事实上是不可能的。毛泽东时代没做到，现在更难做到。这就特别需要在不远的将来通过大力发展基层民主自下而上地遏制基层的腐败和专权。而这也就是特别需要在新权威主义阶段的改革基本完成后，趁热打铁，一鼓作气地把改革推进到既具新权威主义改革性质、又具民主改革性质的基层选举改革和相应的综合配套改革的新阶段。因为我们的国家太大，这个阶段的改革大约需要经过两次换届选举才能完成。但只要闯过了这个难关，未来的中国式的渐进性民主化的道路也就开辟出来了。

另一方面，通过进入这种改革阶段，通过公布直至本世纪中叶的长期改革路线图，使执政党的未来方向得以明确，使公众看到未来的光明前途，建立稳定的改革预期，这就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更可使国家走上稳健的、渐进性民主化的道路上。只有这种逐级推进的政治改革，才能确保中国现代化的逐步实现。

使新权威主义改革与渐进性民主改革直接衔接，这在邓小平时期还是做不到的。因为那时新权威主义的改革刚刚起步，经济起飞也刚刚开始，实行渐进性民主改革的条件尚未形成，这种改革的时机也就没有到来。所以，邓小平当年面临的改革风险特别大，他也很担心改革开放路线会不会被中断。邓小平为此采取了种种防范措施，其中最重要的措施就是尽可能地把改革推进到难以停滞、倒退的程度，“南巡”就是他的经典之作。借鉴这种方法，在新权威主义改革与渐进性民主改革可以直接衔接的并不遥远的未来，着力实现这种转变，使国家一举走上稳健的、渐进性民主化的路道，这就能够最大限度地实现新权威主义改革的历史价值，最大限度地巩固和发展这种改革所取得的一切具有长久历史价值的重大成果，更能对于中国的民主化、现代化事业做出历史性的伟大贡献。

总之，新权威主义是必要的历史过渡。超越新权威主义阶段不可行，停滞在新权威主义阶段也不可行。只有首先积极有力地推进新权威主义阶段的改革开放，进而再积极有力地推进从新权威主义改革到民主化改革的历史转变，中国才能一步一个脚印地实现自己的现代化和民主化，也才能够对于人类做出较大的贡献。

（作者为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