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行政学院教授 汪玉凯
(二)转变政府职能任重道远
党是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指出, 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中央的这一重大判断,是未来重构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基础,也是我们推动转变职能转变必须遵循的原则。这就是说,一方面我们要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推动资源配置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另一方面政府的职责和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从本届政府突出转变政府职能、加大简政放权的力度的整体思路看,目前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最大限度地减少政府对市场过多的干预等问题。因此,在充分肯定本次简政放权与转变政府职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方面取得突破性成就的同时,也应清醒地看到这方面的问题和阻力。
转变政府职能,是我国在1988年第二次机构改革中就提出的目标。后来历次行政体制改革都把转变政府职能放在重要位置,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以与转变政府职能关联度最高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为例,从1998年深圳市实行“首问责任制”开始拉开了审批制度改革的序幕后,全国各地都不断推进这项改革。比如国务院从2002年以来通过六次改革,共取消审批事项高达2497项,占国务院所有审批事项的69.3%。期间,全国31个省(区、市)累计共取消3.7万项行政审批事项,占原有总数的68.2%。
即使如此,政府在公共治理中管的过多的问题仍然比较突出,越位、错位的问题也比较严重,直接影响了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地位,也影响了社会作用的发挥。这些问题大都与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有直接关系。
具体来说,目前制约我国政府职能转变的关键因素主要有三:一是行政审批事项依然过多,少数地方、部门设置审批、许可的随意性大,程序不规范,暗箱操作以及公务员的审批自由裁量权过大。在一定意义上说,目前我国这个行政审批结构,是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出现的一个“怪胎”。这个“怪胎”束缚了企业、公民参与经济活动的积极性,也极容易滋生腐败。许多曝光的腐败官员,其腐败行为、权钱交易等,多数与此有关。二是部门利益成为影响政府职能转变的重要因素。有人把部门利益形象的概括为“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利益个人化,个人利益被法定化”。而少数政府的部门利益的倾向,也成为政府与民争利、甚至出现公权力侵害公众利益的主要罪魁。因此,如果部门利益不能得到有效的遏制,包括简政放权在内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转变政府职能,都很难有实质性进展。三是政府官员的管理理念,也是影响政府职能转变的重要因素。由于我国长期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个地方GDP增长对官员的升迁往往影响很大,一些党政领导的意识中产生了对GDP 的过度依赖,自觉不自觉地形成政府过多干预经济的思维,片面理解政府的基本角色和功能定位,这对转变府职能无疑形成了潜在的阻力。因此,促进政府职能转变,如果不能从价值层面和观念层面有所突破,不能把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淡化GDP在官员考核中的作用落到实处,上述问题依然很难从根本上得到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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