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晋藩，杨静：俸禄与廉政史鉴

　　三、俸以养廉

　　从历史角度考量，“吏不廉平则治道衰”［13］184，官吏的廉洁对于政权的维护与发展十分重要。“颁俸禄以养廉，禁贿赂以防奸。”［14］985要发挥俸禄对于廉政的重要作用，需要建立合理的俸禄制度。俸以养廉的理论前提是合理的俸禄制度，而非厚俸制度。

　　厚俸以养廉，从总体上看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在法定的厚禄中官吏取得供给上的满足和必要的支出，官员的基本需求在法定范围内得到了满足，无疑可以抑制其追求法定以外的贪掠，从总体看有助于官吏廉洁自律。比如，汉宣帝采纳臣下建议, 诏令增俸，改善了汉初的薄俸状态。其结果提高了官吏的积极性，增强了官吏的廉政意识。清正廉洁之官大量涌现,史称“汉世良吏,于斯为盛。”［13］2688但是厚俸以养廉不能绝对化。厚俸给予官吏在合法的范围内利益的某种满足，使其安于职守，不作法律外的诉求。然而人欲往往是持续的增长的，正所谓欲壑难填，官吏尽管取得了法律内的优厚待遇，却也仍然会追求法律外的更多利益上的满足。王安石推行厚禄养廉政策后，良吏仍然很少，官员受贿如故。故当时不少人“不以为善”。厚俸只起到了扬汤止沸的作用，不可能取得釜底抽薪之效。

　　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水平确定合理的俸禄量，使官吏的治绩与其俸禄所得达到相对的平衡，发挥俸禄对于廉政的积极作用是俸以养廉理论的关键。树立合理的俸禄标准，建立合理的俸禄制度，需要注重综合为治。具体有以下三点：

　　第一，维持官员数量和俸禄标准的相对稳定，使俸禄总量控制在府库收入所能承担的合理范畴。

　　历史上的王朝在其发展过程中，往往都会面临俸禄日厚以及官吏数量的日渐膨胀导致的越来越庞大的俸禄支出。俸禄的支出是以国家府库收入为前提的，其结果只能是通过征税赋、发徭役将之加诸于百姓，这样就容易激发经济与政治的危机，引发社会动荡。为此，控制官员人数设置，规定合理化的俸禄计量标准具有深远的意义。这就要求：

　　其一，控制官员人数的设置。“民少官多,十羊九牧。”［15］3398“士大夫众则国贫”。冗官冗费是封建社会的瘤疾，直接导致了俸禄总量的增加和国家财政的重负。《唐律》专设规定以控制官吏数量，禁止滥设。“署官过限及不应置而置，一人杖一百，三人加一等，十人徒二年。”［16］292宋太祖曾倡导“与其冗员而重费，不若省官而益俸。”［17］12通过精简官吏数量来提高官吏待遇，以免加重财政负担。

　　其二，规定合理的俸禄计量标准。俸禄的标准既要与府库收入相符合，也要根据当时物价的浮动及购买力水平而随时调整。同时，还要对俸禄的标准进行横向考察，即把官员的俸禄收入与当时其他社会群体的收入进行比较。只有这样才能衡量出官吏俸禄收入在社会经济中所占的比例与位置，对俸禄状况做出较为客观的认识，从而得出相对科学的俸禄计量标准。以明宋两朝为例，宋朝官员俸禄优厚，然其物价水平较高，其他阶层收入也高。明朝官员俸禄微薄，但明时物价低廉，官吏与其他阶层收入相差十分悬殊。根据一项统计，“以七品县令一年俸薪126.88两做比较，其俸薪是普通人平均年薪10.8两的11.75倍。”［18］37这在当时实属高薪。

　　正如前文所述，俸禄关乎到财政、税赋、廉政等各方面。“尔俸尔禄，民脂民膏”。讲求俸以养廉，需要综合为治。一方面要尊其位，厚其禄，保障人才清正为官之所需。另一方面要严格控制俸禄支出在财政中的分额，不可导致税赋太重。

　　第二， 科学量化俸禄，依法规范俸禄，杜绝法外支俸。

　　俸禄是历代财政最主要的支出项目之一。正如唐人所说“养贤之禄，国用尤先。”［19］1663明人也指出“国家经费，莫大于禄晌。”［3］7994在寻求俸禄与府库收入平衡点的基础上，拟定合理的俸禄标准，量化官吏待遇，使得官吏财产透明化。既有利于官吏收入稳定与发挥才干，也有利于对官吏进行考课、监察，加强对官吏的廉洁监督。历史证明厚俸与薄俸都不是养廉的关键性因素，合理的俸禄是养廉的前提。养廉的关键还在于将俸禄的标准、收支及监督纳入法律的范围内，给俸禄配之以法律的制度保障，用法律来规范俸禄，杜绝法外支俸。廉政问题是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俸禄只是其中条件之一，合理的俸禄制度只有依靠法律的保障，并与考官之法、考课之法、监察之法等法律制度相结合，才能发挥俸以养廉的目的，实现官僚队伍的稳定与廉洁。

　　第三，为政在人，培养官员廉洁自律。

　　“徒法不足于自行，徒善不足以为政。”［20］162俸禄太薄忽视人了的需要。厚俸养廉忽视了人的欲望。重法惩贪忽视了人的品行。我们在史为鉴讨论俸禄与廉政问题时，不可忽略人自身的作用。中国古代以诗书礼乐相尚，用以提高官员的人文素养，培养引导其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官吏廉洁奉公，不为俸禄厚薄等外界环境所动摇的一个关键因素在于个人的内在修为。“礼义廉耻”、“三纲（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八目（格物、致知、诚心、正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传统价值观念已经深入其心，有助于其保持名节，克己奉公。宋苏辙就曾指出，“若朝廷诚患吏贪，但使官得其人，则吏之受赇，自有分限。若犹未也，则虽重禄深法，不能禁矣。”［21］774因此选用品行好的人为官对于养廉也尤为重要。为政在人，保持官吏的较高素质，有助于维持官僚队伍的稳定，发挥官在治国理政驭民方面的积极作用。

　　结语

　　中国俸禄制度源远流长，自先秦至清末，历史2000多年，其诞生、演变、发展对于维护封建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造就和培养统治人才起到过重要的作用，但囿于其产生运行的背景，也有着难以克服的弊端。俸禄与廉政之间的关系带给我们的启发值得我们思考借鉴，其难以克服的痼疾也值得我们醒视破除。历史的经验是丰富的，取益于史正是对执政者的智慧要求。我们今天在合理的规定工资待遇的同时，在选官、察官、惩贪、奖廉等各方面都要注重综合为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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