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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的人民性理论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发展和改革研究院院长邹东涛：毛泽东曾说过，“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中国共产党自成立那天起，就公开宣称了它的人民性，并以解放人民为根本宗旨。人民群众是中国共产党的坚实社会基础，中国共产党来自人民，也一切为了人民。改革也是一样。共产党人发起和领导改革，也是为了人民，是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参与和推进的。这种人民性表现在改革不是某一政党、某一群体的事情，而是全中国人民共同的伟大事业。改革的目的不是为了某一个政党、某一个群体的利益，而是为了全中国人民的共同利益。
改革为了人民，就必须从民众最期盼的领域改起。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习近平总书记说过：“改革要从群众最期盼的领域改起，从制约经济社会发展最突出的问题改起，让全社会感受到改革带来的实实在在的成果，最大限度凝聚改革正能量。”
改革要逐步将民间的积极性调动起来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在宏观调控问题上，一定要以改革为主，不能依赖宏观调控。宏观经济调控应该重在微调，重在预调，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可采用，一般情况要避免采用。宏观调控绝不是万能的，更不能够替代改革。政府不在于大小，因为它不是一个人员多少的问题，也不是管辖范围多大的问题，主要是政府做政府应该做的事，效率要高。
市场也不是万能的，市场还有很多地方是管不到的。有效的政府加上有效的市场，这就是中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两者都要讲效率，都要有效，政府做政府该做的事情，市场做市场可以做的事情。
我们的政策、我们的改革都要逐步将民间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民间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进入创新的高潮、创业的高潮，这就是中国真正的希望所在。
形成具有建设意义的超越性思维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过去30多年改革开放已经结束，现在是新的30年的开端。在这样的历史时刻，形成具有建设意义的超越性思维，是极为重要的。
中国这次改革已经历时36年，已经经历了两代人。如果仔细分析一下，就可以看出，在改革开放之初提出改革这个理念时，是有一个隐含的价值目标的，这就是效率。这些年改革的实践中，充分践行了这样一个目标。
十八大报告提出“必须坚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公平正义的理念至少有这么几个特点。第一，有明确的价值目标，而且这个目标能得到社会广泛的认同。第二，这个理念是建设性的，既可以解决中国社会的实质性问题，又可以避免大的社会动荡。第三，有巨大的潜力，这是一场真正的思想解放运动。第四，社会有广泛共识，可以避免分歧等，从而将阻力缩小到最低的限度。
行政体制改革联系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
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汪玉凯：通过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在后端，可以带动经济体制进入关键领域，如金融体制改革、财税体制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投资体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以及土地制度改革、户籍制度改革等，所有这些领域的改革，都离不开行政改革的推进，甚至取决于政府自身改革的程度和力度。而前端则促进政治要素改革，如反腐败的深入，司法公平、从严治党、转变作风等，同样也离不开政府自身改革的深入。
所以说中国的改革进入深水区，要啃硬骨头，不仅仅指经济领域，也包括行政领域；我们要准备付出改革的成本，改革没有坦途，也不仅仅指经济层面，也包括行政层面乃至政治层面。
制度是一根链条，改革可选一个环节着手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政治制度室主任张明澍：中国人希望通过政治“扬善”，而西方人是想通过政治来“抑恶”，这两种观念导致了两种不同的政府角色期望。比如西方政治文化希望政府做“看门狗”、“守夜人”，希望政府少干预个人和社会的发展。但中国不一样，中国人什么事情都希望政府来领导，而政府也一直习惯于领导和关心很多个人或者市场可以解决的问题。最典型的例子是“文革”时代，梳大背头、穿小裤脚，都不允许。我觉得这种现象的根源在于，中国人想通过政治实现一种“善”，想把事情安排得更好。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形成了一些既得利益的群体，这是大家都看得见的现实，不需要回避。在现行体制下，普通群众或是知识精英，都没有力量去冲破这些既得利益。我们都希望决策层拿出决心来，打破既得利益的束缚，坚决地同时又是和风细雨地推进改革，逐步解决摆在大家眼前的问题。这样是对这个社会每个成员都有利的选择。
话题特邀嘉宾 郑必坚 陶文昭 乔新生 燕继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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