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晓冬
释放“制度红利”的路径和政策
中国的行政审批缺乏让公共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的程序
从宏观和历史角度看，中国正处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初级阶段，中国经济面临着投资占GDP比重过高、“刘易斯拐点”迫近和潜在产出增长放缓这三大挑战，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空间逐步缩小成为最高决策者面临的世纪难题。唯一出路是释放“制度红利”——能带来巨大红利的制度改革能够将经济增长与转型包容在一起，通过改革释放新的增量空间来缓冲经济转型带来的压力，实现可持续的健康发展。中国经济要实现成本优势转向技术优势、外需拉动转向内需拉动、投资拉动转向投资和消费并重，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许多结构性改革的推进、特别是制度改革需要时间和坚定的政治决心，更需要理论和智慧。
从中观和现实角度看，要转变政府职能，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与社会的关系。要结合中国国情和发展水平，经济领域要更多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社会领域要更好地利用社会的力量。例如，关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在现存的审批制度具体执行中，一些审批缺乏具体制度细节和操作程序，中国的行政审批制度设计像个迷宫，缺乏让公共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的程序。例如，中国是汽车产业审批最严格的国家之一，几十年过去了，中国的汽车市场被国外品牌全面占领，国产品牌至今无法崛起的事实，让我们必须对行政审批制度的技术和细节进行严肃、认真的反思和研究。
从微观和局部看，制度供给不足成为中国经济、社会一系列奇奇怪怪现象和问题的根源。以中国证券市场为例，中国经济全球一枝独秀，而中国股票市场“熊冠全球”，究其原因就在于中国证券市场的制度供给远远落后于市场需求，证券市场的内部制度扭曲和缺失成为股票市场发展的重要障碍，其中最引人关注的就是新股发行制度的利益分配不均、监督和审批合一、制度实施机制缺失和惩罚不力等。要使证券市场具备定价、筹资、融资、有效配置资源、实现金融结构优化五个功能，必须对现行证券市场的制度设计进行根本性梳理，进行较为彻底的制度性改革，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才能使中国的股票市场重现光明前途。以财政改革为例，中央向地方的转移支付涉及几万亿，至今没有专门法律，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公共财政体制任重道远。
康德说：道德是理想的，而制度是现实的；道德是扬善的，而制度是抑恶的。现实的、抑恶的制度顶层设计，更应该是科学的和有理论指导的。
（作者为北京大学立法研究中心兼职教授，近著《中国制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