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易风：毛泽东论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六、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

毛泽东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生产关系。他同意斯大林对生产关系的解释，说：“生产关系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分配制度这三个方面。”

毛泽东高度重视生产关系的变革，他从生产关系的上述三个方面论述了对我国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意见和主张。

（一）论所有制变革

毛泽东高度重视所有制的变革。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他领导了中国的所有制变革。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思考了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如何从理论上正确反映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发生的这一场翻天覆地的所有制大变革。

我国经济学家面临的问题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当从什么问题开始？马克思《资本论》从分析商品两重性开始，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不是也应当从分析社会主义商品两重性开始？对这些问题，毛泽东认为，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起点应是所有制的变革，而不应是商品的两重性。

毛泽东解释了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经济为什么从分析商品开始的原因。他说：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经济，也主要是研究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研究生产资料的占有方式如何决定产品的分配。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社会性和占有的私人性是基本矛盾，这个矛盾表现为商品的两重性。所以，马克思从商品出发，来揭露商品这种物与物的关系所掩盖的人与人、阶级与阶级的关系。

毛泽东阐明了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为什么不应从分析商品两重性开始的理由。他说：在社会主义社会，商品虽然还有两重性，但是，由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由于劳动力已经不是商品，社会主义商品的两重性已经不同于资本主义商品的两重性，人与人的关系不再被商品这个物与物的关系所掩盖。如果照抄马克思的方法，从商品出发，从商品的两重性出发，来研究社会主义经济，反而可能把问题模糊起来，不容易使人了解。

毛泽东明确主张，我国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从所有制的变革开始。他说：苏联教科书的整个结构是从所有制变革开始，先写资本主义所有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个体经济所有制转变为集体所有制。这样一种写法，原则上是可以的。但是，可以写得更好些。毛泽东提出：“如果我们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可以从所有制出发。”

毛泽东不仅提出了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从所有制变革开始的原则，而且对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所有制变革部分的写法提出了具体意见。他说：“先写生产资料私有制变革为生产资料公有制，把官僚资本主义私有制和民族资本主义私有制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把地主土地私有制变为个体农民私有制，再变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把个体的手工业变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然后，再写两种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矛盾，以及这个矛盾发展的趋势和解决的办法，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如何过渡到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本身有个变化、变革的过程，全民所有制本身也有变化、变革的过程，如体制下放、分级管理、企业自治权等。”

毛泽东极其重视生产关系中所有制的变革，因为他深知，所有制的变革会为生产力的大发展开辟道路，会为社会主义物质基础的增强准备条件，会为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和建立人与人的平等关系创造前提。

毛泽东提出，所有制变革后，所有制性质要有相对稳定的时期。他说：“所有制的变革，在一定时期内总是有底的，总是不能没有限度的” 。

（二）论劳动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关系

毛泽东高度重视生产关系中所有制的变革，而且高度重视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和分配关系的不断改进。他认为，生产关系中所有制方面的变革在一定时期内有底，而生产关系中其他方面的改进则不好说有底。他提出，在生产关系中，变革后的所有制要有相对稳定时期，与此不同，人们在劳动生产和分配中的相互关系，要不断改进。

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为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平等关系的建立创造了前提。但是，在基本解决所有制问题以后，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平等关系并不会自然出现，在这方面有很多工作要做。这是毛泽东从社会主义实践中总结出来的重要经验。毛泽东说：“关于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问题，苏联教科书只有一句空洞的话，即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与人的关系是‘同志式的互助合作的关系’。这句话是对的，但是没有展开，没有分析，没有接触到实质问题。教科书没有写这方面的文章。” 他特别提请注意的是，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解决了所有制问题以后，人们在劳动生产中的平等关系，是不会自然出现的。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一定要从各方面妨碍这种平等关系的形成和发展。由此，毛泽东提出：在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中存在着的资产阶级法权，必须破除。例如，等级森严，居高临下，脱离群众，不以平等待人，不是靠工作能力吃饭而是靠资格、靠权力，干群之间、上下级之间的猫鼠关系和父子关系，这些东西都必须破除，彻底破除。破了又会生，生了又要破。毛泽东说：“在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也是一种生产关系。在这里，例如领导人员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以平等态度待人，改进规章制度，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领导人员、工人和技术人员三结合，等等，有很多文章可做。

毛泽东特别重视所有制性质相对稳定时期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的不断变革。他认为，在所有制性质相对稳定时期，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是否不断变革，对是否推进生产力发展有直接影响。他说：“当然全民所有制的企业，集体所有制的企业，在所有制方面还要有它的变化，有它的发展。但是所有制的变革，在一定时期内总是有底的，总是不能没有限度的。……可是在一定时期内，即所有制性质相对稳定的时期内，在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却不能不是不断变革的。例如我们的国营企业，解放以后，一直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性质，而在这十年中间，人与人在劳动生产中的关系，变化却是很大的。在这方面，我们做了很多文章。要领导者采取平等态度待人；一年、两年整一次风；进行大协作；对企业的管理，采取集中领导和群众运动相结合，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不断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等等。这些方面都是属于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这种关系是改变还是不改变，对于推进还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都有直接的影响。”

毛泽东对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方面提出的这些理论，特别是其中的领导者以平等态度待人、“两参一改三结合”，是对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理论。

（三）论社会主义社会的分配

毛泽东高度重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分配问题。他不满意苏联教科书关于分配的论述，说：“关于产品分配，苏联教科书写得最不好，要重新另写，换一种写法。”

毛泽东对马克思的分配理论和苏联教科书的分配理论做了比较，指出苏联教科书的错误观点是对马克思的正确观点的修正。他说：按照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说的，分配首先是生产条件的分配。生产资料在谁手里，这是决定性的问题。生产资料的分配决定消费品的分配。教科书在这里不讲生产资料的分配，只讲消费品的分配，并且把消费品分配当做决定性动力，这是对马克思上述正确观点的一种修正，是理论上的一种很大错误。苏联教科书说，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的地方，就在工资不断提高。毛泽东批评这一观点时说：很不对。工资属于消费品的分配。有什么样的生产资料的分配，就会有什么样的产品的分配，有什么样的消费品的分配。前者是决定后者的。

苏联宣传个人物质刺激，这主要起因于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对艾森豪威尔说：苏联比资本主义更注意个人物质刺激。毛泽东批判赫鲁晓夫说：这种说法简直不像样子。又说：赫鲁晓夫一直到现在强调物质刺激，可以预计，一定会走向自己的反面。

苏联教科书深受赫鲁晓夫的影响，反复地突出宣传个人物质利益。毛泽东对此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说：这本书很多地方一有机会就讲个人物质利益，好像总想用这个东西来引人人胜。钱能通神。这本书没有体系，可是在这点上却有体系。他们说，这个问题和物质利益有关，那个问题也和物质利益有关。似乎离开了个人物质利益，就什么事也办不成。试问达尔文的进化论是物质鼓励出来的吗？这样强调个人物质利益原则，反映了他们相当多的工作人员和领导人员的精神状态，也反映了他们不重视政治思想工作。在这一情况下，不靠他们的所谓物质鼓励，他们就没有办法了。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前一句话是讲要尽最大努力来生产。为什么把这两句话分割开来，总是片面讲物质鼓励呢？

毛泽东分析了苏联强调个人物质利益原则的实质，说：“他们所强调的个人物质利益，实际上是最近视的个人主义。这种倾向，是资本主义时期无产阶级队伍中的经济主义、工团主义在社会主义时期的表现。历史上许多资产阶级革命家英勇牺牲，他们也不是为个人的眼前利益，而是为他们这个阶级的利益，为这个阶级的后代的利益” 。

毛泽东分析了苏联教科书反复强调物质刺激的原因，说：他们老是提物质刺激，原因是政治太弱。又说：他们在集体农庄这一章里，特别强调物质刺激，可能是有原因的：过去，国家从农民那里拿得太多了。斯大林时代过分强调集体利益，不注意个人所得；过分强调公的，不注意私的。现在走到反面，又过分强调个人物质利益，不大注意集体利益。这样强调下去，又一定会走到自己的反面。

毛泽东指出，教科书把物质刺激片面化、绝对化，不把提高觉悟放在重要地位，这是很大的原则性错误。苏联教科书承认，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们意识中的资本主义残余尚未彻底克服。绝大多数工作者忠实地履行自己对社会的义务，但同时也有一些工作者不老老实实地对待自己的义务。毛泽东针对这一段话说：要使一部分不老实对待自己义务的人转变过来，也不能光靠物质刺激，还必须经过批评教育，提高他们的觉悟。

利益问题和利益关系是经济学必须研究的重要问题，问题在于如何研究。毛泽东阐述了利益间题上公与私的辩证关系。他说：“公是对私来说的，私是对公来说的。公和私是对立的统一，不能有公无私，也不能有私无公。我们历来讲公私兼顾，早就说过没有什么大公无私，又说过先公后私。个人是集体的一分子，集体利益增加了，个人利益也随着改善了。”

毛泽东认为物质鼓励原则和精神鼓励原则都重要，不能偏废。他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既要有物质鼓励，又要有精神鼓励。他全面地分析利益问题和利益关系，认为物质利益是一个重要原则，但总不是惟一原则，还必须有精神鼓励原则。同时，他指出：“物质利益也不能单讲个人利益、暂时利益、局部利益，还应当讲集体利益、长远利益、全局利益，应当讲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暂时利益服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他们现在强调的是个人、暂时、局部的利益，不强调集体、长远和全局的利益” 。毛泽东提出：“应当强调艰苦奋斗，强调扩大再生产，强调共产主义前途、远景，要用共产主义理想教育人民。要强调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要讲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把国家利益、集体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能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

毛泽东既反对平均主义，又反对贫富过分悬殊。他说：“反对平均主义，是正确的；反过头了，会发生个人主义。过分悬殊也是不对的。我们的提法是既反对平均主义，也反对过分悬殊。”

与分配问题相关，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的为社会的产品和归劳动者享受的产品作了区分和分析。他说：为社会的产品也要分析，一部分是直接用于扩大再生产的，另一部分是用于社会文化教育和福利保健事业的，其目的是增强人的身体健康，提高人的文化，养育后代，以便扩大劳动力的后备。这一部分可以说是间接用于扩大再生产的。还有一部分，是用于国防这类公共消费的，是非生产性的，但它是为了保证生产和扩大再生产所必需的。教科书没有做这样的分析。毛泽东批评苏联教科书只讲个人消费，不讲社会的消费，不讲公共的文化福利事业。他说：社会主义社会，不搞社会集体福利事业还成什么社会主义？他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归劳动者享受的消费资料，一部分是个人财产，一部分是公共财产，如文化教育、公共医疗、体育等设备，以及如像西湖这样的游览区。而且，这一部分公共财产会愈来愈多。当然，这一部分也归劳动者享受，但它不是个人财产。如果把这两部分统统说成是劳动者的个人财产，是不对的。

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分配问题的理论，特别是对公与私的辩证关系的论述，对物质鼓励原则和精神鼓励原则都重要的论述，对既要反对平均主义又要反对贫富过分悬殊的论述，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分配理论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