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的毛泽东及其经济思想

三、毛泽东的经济体制思想

经济的发展是通过具体的经济体制而得以实现的。《大辞典》相关辞条的作者认为，毛泽东的中国在经济发展的具体制度上采用了与苏联一样都采用经济体制，即，“计划经济体制”，而这种经济体制的特点则是,“在各社会主义国家，发展计划纲要须经最高当局，例如最高立法和行政机构的常务委员会，或为此目的召开的党代表大会批准。下级政治和行政当局，例如县或省，则将可资利用的资源及对发展的各种需要的信息上报。计划的实际执行以及具体安排计划所要求的产出量和投入量，则委托给较低一级当局担任。……大体上说，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央领导决定战略性的和长期的各种变量，例如投资速度和投资的部分构成，经济开放程度以及资源在各不同地区的配置等，而将战术性或短期的生产决定留给地方当局。”[3](P892)也就是说，在这种计划经济体制之中，虽然存在也分权，但是，行政性集中是其主要的特色，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是由中央统一制订并执行。

毛泽东的中国之所以采用这种计划经济体制，《大辞典》相关辞条的作者认为，这是因为，毛泽东吸收了“苏联的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式”的社会主义经济观点，认为“经济决策不取决于市场力量，而是由计划者的行政指令来决定”[1](P332-333)，也就是说，毛泽东吸收并接收了苏联的“计划经济”发展模式的思想。而且，“社会主义计划已有很长历史了。好几代社会主义思想家，包括马克思和他的追随者，都把社会主义的有意识的计划和为利润而生产的资本主义的‘无秩序混乱’进行对比。”[4]（P943）因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一样，“一直是发展计划的最坚持不懈的实践者。”[3](P892)

简而言之，他们认为，毛泽东在中国的经济建设中所采用的“计划经济体制”，其原因则在于受“苏联的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式”的社会主义经济观点的影响。

四、毛泽东的经济增长思想

《大辞典》在分析了毛泽东的经济体制思想及其原由之后，对毛泽东的经济增长思想进行了分析和介绍。

偌兰指出：“虽然毛泽东并未明确提出过严格的经济增长理论，但他关于这一问题思想的某些方面仍可以得出来。”[1](P323)也就是说，毛泽东虽然没有提出过明确的、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增长理论，但是，通过毛泽东具体的领导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些具体的做法之中，仍然可以分析出毛泽东关于经济增长的思想。

毛泽东关于促进经济增长的思想是什么呢？在偌兰看来，毛泽东关于经济增长的思想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是“计划经济体制”，毛泽东认为，“对我们来说，计划是第一位的，价格是第二位的……价值规律不起调节作用”，[1]（P332—333）而且，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也为之提供了保障；其二是“高积累”和“高投资”的方式是实现经济的增长必要条件，“他（毛泽东——引者注）认为高投资率是迅速增长的必要条件”[1]（P333）。也就是说，毛泽东认为，只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通过“高积累”和“高投资”的方式来实现经济增长。

毛泽东在实践中又是如何保证高投率得以实现的呢？偌兰表示，毛泽东认为，可以“通过控制物资的行政计划，对城市工资总额的直接控制以及中国共产党对农村集体收入分配的影响，所有这些便产生了高投资率”。[1]（P333）

总之，《大辞典》认为，在毛泽东看来，在社会主义条件之下，促进经济增长的方式，就是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保障之下，采用行政手段的方法，通过不断地提高投资率的方式来实现。也正是如此，《大辞典》指出，“中国的‘积累’率在1957—1976年的大多数年份内常高达国民收入的30%以上”。[1]（P333）

五、毛泽东的宏观经济平衡思想

在分析和介绍了毛泽东的经济体制思想和经济增长的思想之后，《大辞典》指出；虽然毛泽东的中国采用看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一样的经济体制，但是，毛泽东注意到了宏观经济的平衡发展问题的重要性，并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进行了阐述。因此，《大辞典》在相关辞条中对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一文中的经济思想进行了具体的分析，《大辞典》首先指出：在毛泽东看来，处理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十大关系是非常重要。例如，在“发展计划”辞条中，阿米亚?库马尔?巴格奇特别分析了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一文中关于正确处理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是“十大经济关系”的作用和意义。他指出：“毛泽东在著名的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毛1956年）中，对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的各种问题作出了很好的总结。”并表示，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毛泽东认为处理好“包括：（1）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2）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3）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4）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本人的关系；（5）中央和地方的关系（6）汉族和 少数民族的关系；（7）党和非党的关系；（8）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9）是非关系；（10）中国和外国的关系”在内的这十大关系是极端重要的；因为，“在毛看来，中国在其发展进程中保持……各方面关系的平衡是极端重要的。”[3](P892)不仅如此，巴格奇还对毛泽东提出的这十大关系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并指出了各个关系的意义。他认为，在这十大关系中，“第（6）（7）和（9）显然是重要的政治问题，他们关系到社会主义的合法性，关系到正确对待反革命分子，还关系到中国的基本方向”，而“其他各种关系则主要涉及经济战略，而且他们在许多不同场合已经反映出来。在许多社会主义国家一直到最近为止，感觉到对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目标未予足够主义。用于发展重工业的资源过多，而满足群众消费的轻工业增加太少。”[3](P892-893)应该说，巴格奇的这一分析和见解是正确的。因为在现实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无论是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还是国际经济的实践，都证明了毛泽东的这一关于宏观经济平衡的思想的正确性。

西方经济学者还对毛泽东为什么如此关注宏观经济的综合平衡发展如此重视的原因进行了分析。他们认为，首先是因为毛泽东注意到了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在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之后出现的种种问题；其次是与当时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有关，毛泽东的中国为了摆脱苏联的控制，寻求独立发展的道路；再次是为了避免在苏联出现的官僚主义和技术精英，毛泽东不得不要“另作抉择”。 也就是说，毛泽东的宏观经济综合平衡的思想是有多方面的原由形成的。

总之，对于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中所阐述的关于促进宏观经济综合平衡发展的思想，以《大辞典》为代表的西方经济学者是非常重视的。也正是在这一点上，表现了毛泽东的经济思想与苏联东欧经济思想上的不同。我们认为，毛泽东的这一宏观经济综合平衡发展的思想不仅对于促进国内或者国际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而且，对于我国促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也是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的。

六、毛泽东的经济发展动力思想

《大辞典》相关辞条的作者对于毛泽东关于促进经济增长的动力或原因进行了比较详细的分析，并对其进行了评论。

偌兰指出：“毛泽东认为，解放是标志着经济发展和中国阶级关系‘不断革命’的一个长过程的开始。”[1](P333)也就是说，在毛泽东看来，新中国的成立不仅为中国经济，而且为中国的计划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基础和平台（起点）。他们正是在这一前提之下，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对毛泽东关于促进经济发展动力的思想进行了探讨。

1．经济发展的宏观动力。偌兰表示，虽然毛泽东认为“高投资率是迅速增长的必要条件”，但在毛泽东看来，群众的觉悟是“推动社会行动的主要力量”。他还指出，“虽然毛泽东也要现代化和物质进步”，但是，“毛泽东相信有可能(并值得〕改变群众的觉悟．从而使推动社会行动的主要力量”。而群众的这种觉悟之所以得以产生和形成，则被认为是源于“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的这种思想，以及以“斗私”和“为人民服务”为内容的“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即：在毛泽东看来，“‘社会主义的’价值观(‘斗私’和‘为人民服务’)可能在穷人中更得以形成(‘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在农村比在‘腐败’的城市更容易形成。”[1](P333)

2．经济发展的微观动力。偌兰还注意到，“毛泽东认为，微观经济关系对经济增长来说是重要的。”[1](P333)他指出，在毛泽东看来，“在合作的环境内，‘工人将把企业看作是他们自己的，而不是干部的’。”而且，毛泽东相信，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为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创造了巨大的可能行，因为，“他相信，这就会把被资本主义对抗阶级关系所禁锢的人的巨大创造力解放出来。”[1](P333)

总之，在《大辞典》看来，无论是从宏观经济的增长动力还是微观经济增长的动力来看，毛泽东虽然相信“现代化和物质进步”的作用，但是，总的来看，毛泽东始终相信群众的觉悟特别是工人阶级的觉悟是“推动社会行动的主要力量”。[1](P333)在此，需要补充说明的是，英国的著名《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中也持同样的观点：“1949年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领导下，在与国民党的内战中取得了胜利。……掌权以后，毛泽东要另作抉择以替代苏联出现的官僚主义和技术精英，他试图纯粹依靠革命热情和在严格的平均主义基础上大规模动员中国的人力来发展经济。”[5]（P373）也正是因为如此，所以，在《大辞典》看来，毛泽东的这一关于经济发展动力的思想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统是不一致的。正如偌兰所说：“他（毛泽东——引者）在这方面离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统。”[1](P333)应该说，他们的这种看法是有一定道理的。

七、毛泽东的经济政策

《大辞典》还具体地从人口、经济增长、农村机构和国际经济这四个方面，对于毛泽东的经济政策进行了比较详细的分析和评论。

1．人口政策。人口政策是一个国家经济政策中的重要政策之一。人口政策的合理与否直接影响到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大辞典》指出：由于“1949年后，毛泽东起初认为没有必要控制人口。”[1](p333)造成了“中国的人口在50年代和6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内就增长得很快。”[1](p333)并给中国经济社会带来了巨大的问题。虽然，毛泽东在“最后他……承认了人口的迅速增长确实是个问题，但在70年代以前，并未进行控制人口增长的持续战斗”。[1](p332)

2．经济增长政策。如何发展经济，促进经济的快速增长是一个国家制定经济政策的重要依据和目标。前面已经指出，《大辞典》相关辞条的作者认为，高投资率是毛泽东的主要经济增长政策。偌兰指出，虽然“毛泽东在其著作中提出，在他的领导下，中国摆脱了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强调重工业的做法”，但是，中国实际上还是执行的高投资率政策；当这种政策导致严重后果时，尽管当时“中国的许多经济学家（在得到允许时）批判造成这种结果的体制，但毛泽东拒绝作全面改变以转移对重工业的偏重。”[1](P333)

3．农村机构政策。农村机构是领导农民，促进农业经济发展的重要经济组织形式。农村机构设置的合理与否直接关系到农业经济发展的速度和状况，关系到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发挥。中国共产党为此在农村领导农民进行了土地改革，实现了孙中山先生提出的“耕者有其田”的目标，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正如偌兰指出的那样，“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农民进行了土地改革，实行农业集体化，农村合作社成了大多数中国人在5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期进行经济活动的基本结构。”[1](P333)也就是说，农村合作组织是上个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中国农村的基本经济组织。对于毛泽东领导的中国为什么实行这种经济组织，偌兰分析说,一是因为“毛泽东认为，农村合作社是形成‘社会主义’价值观，避免‘资本主义’农业的阶级斗争，支持贫困农民的有利条件。”二是因为毛泽东“还认为，集体化可以取得规模经济的好处。”[1](P333)也就是说，毛泽东领导的中国之所以实行这种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完全是因为，毛泽东想实现其“社会主义”价值观所至。不仅如此，偌兰还结合具体的实践效果，评论性地指出：“但事实证明，在农民中形成‘社会主义’价值观，要比毛泽东预料的艰巨得多。中国共产党在农村不断地开展‘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斗争，但并不成功。而且在某些农业地区（特别是劳力密集的谷物地区），出现了严重的管理上规模不经济的现象。国家对诸如收入的积累和消费的分配等重大集体决策的控制，也使农业效率受到不利的影响。结果，农村在微观上的问题，甚至比城市还糟糕。”[1](P333)

4．国际经济政策。对于毛泽东的国际经济政策，偌兰首先指出了这样一种现象：在从5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后期，中国的出口贸易规模都很小，然后对其原因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导致这一情况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毛泽东担心，同国际经济扩大接触，将使中国‘依赖’外部力量”，因而，虽然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在50年代，中国建立了完整的工业体系”，但 “贸易被视作为必然的罪恶”，并“禁止出口企业与世界市场直接接触”。这样一来，就“使得企业更本不关心产品在国际上是成功还是失败。所以，5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后期，中国的出口贸易很小就不足为怪了。”同时，毛泽东也“不希望中国有大量的进口，深信中国能够在国内生产它所需要的大部分产品，也能在技术进步方面做到真正的自给”，并既“不允许外国在中国投资，也不允许中获取长期借贷”。所以，“毛泽东者这一极端立场的经济代价是极高的。”[1](P333)他的这一分析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总之，《大辞典》从上述的四个方面，对于毛泽东及其毛主义模式中实行的经济政策及其原因进行了具体的分析和探讨。而且，这一分析对于我们了解毛泽东及其经济思想是有启示性意义的。但是，必须注意到《大辞典》在对于毛泽东的经济政策的分析特别是对毛泽东的国际经济政策的分析中，所持的分析方法和理论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其中，有些观点也是我们不同意的。

八、毛泽东的影响与中国的改革

《大辞典》虽然是在我国改革开放后不久再版的，但还是对毛泽东逝世后的中国和刚刚进入改革开放的中国进行了分析和评论。《大辞典》在分析和介绍了毛泽东及其所谓的“毛主义模式”后，接着就对毛泽东及其毛主义模式的影响问题进行了分析和介绍，并对1978年后，中国在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领导下，实行的改革开放战略进行了评论。

首先，《大辞典》相关辞条的作者认为，中国在毛泽东领导之下，在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之中，实行“毛主义模式”。在后来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毛主义模式”所包含的固有问题开始凸显出来，并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性的影响。如，偌兰指出：“70年代中期的中国经济的会处于危机的状态，20年来人口的迅速增长，过高而又不平衡的积累率，到处可见的微观经济的低效率，孤立于世界经济之外的做法，所有这些加在一起，使得中国的平均生活水准在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后期期间，很少有可以衡量的改善，在某些重要方面（如住宅、棉布、食油、娱乐），情况还有所恶化。尽管在保证最低基本消费水准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功，但毛泽东逝世时，地区收入的悬殊情况仍广泛存在，中国人口中相当规模的少数仍很贫困。”而且，“在毛泽东主义的政策贯彻得最彻底的大跃进时期（1958—1959年）后，出现了大规模的饥饿，这点现在已令人震惊地披露出来，中国的官方统计表明，中国的人口在1959—1961年减少了大约1400万，这暗示着发生了一场人口灾难。”因此，当毛泽东逝世后，不仅意味着，毛泽东时代的结束，而且，对于身受这个时代影响的中国人民来说，无疑如“如释重负”，因而“毛泽东主义的结束，得到了中国社会所有各个阶层的欢迎”。所以，“毛泽东发展模式的吸引力在他逝世后很快就减退了”，也就“毫不奇怪”。[1](P333-334)

其次，《大辞典》中还对1978年后的中国社会的改革也进行了评论。偌兰认为，“1978年后经济改革的结果，……改革在许多方面摆脱了毛泽东主义模式。”同时，“1978年后，平均生活水准有了戏剧性的提高，贫困人口的比例有了极大的减少。这些成就（和重大的新问题）的出现，不能不归功于大规模的体制改革（特别是农村的体制改革）、市场力量作用的增强、同国际接触的扩大和国家投资政策的变革。”[1](P334)

总之，《大辞典》的这一分析是有意义的。但是，同样，它的分析中也是有些值得商榷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