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改革与制度现代化的三个发展趋势
中国体制改革的成功首要之处在于坚持正确的方向，即社会主义方向。对于中国而言，道路是关乎命运的，而道路的政治方向是决定一切的。今天中国“五位一体”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因素就体现在我们所建设的现代化国家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就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繁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
中国体制改革与制度现代化的成功在于建立了正确的制度建设“立破观”。这一成果的取得也是在汲取了以往中国国家制度建设的经验和教训之下取得，特别是充分汲取“文化大革命”期间“破立观”的深刻教训基础上树立了的“改革立破观”。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国家制度现代化应当是“立”重于“破”，“破”为了“立”，先“立”后“破”，不“立”不“破”，“立”字当头，“破”在其中。正是在把握制度建设的基本方向和制度建设“立破观”的基础之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体制改革与制度现代化呈现三个方面趋势：
更加符合国情。中国国家制度建设逐步从仿效西方制度和仿效苏东体制迈向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早期，无论是照搬西方的君主立宪制度还是民国的“五权体制”，都沦为空想和失败。而新中国建立之后仿效苏联体制建设的相关政治经济制度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也出现了“水土不服”的弊端。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大解放为开端，中国逐步摸索更加符合自身国情的制度建设。这包括建设经济特区的逐步制度尝试，也包括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勇敢创新，以及基于党章的执政党制度建设和基于宪法的现代国家政治制度建设等。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国家制度建设更加具有国情的适应性、实践的可行性、调整的灵活性，它们不是最好的制度，但却是最适宜的中国的制度。他们不是简单的拿来主义，而是建设符合国情，实现中国创新的中国制度。
更加全面。中国的国家制度建设从逐步仅仅关注经济建设一隅逐步迈向更加全面的制度建设。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则更加高度关注生态环境和永续发展，将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进一步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形成“五位一体”的现代化建设总布局。随着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认识规律更加深化，发展布局更加全面，中国的国家制度现代化要求也随之更加全面。“从这一点看，中国的制度现代化实践已经超越了传统制度经济学和西方制度变迁理论中，将制度的变化局限于市场关系和组织关系之中的理解。这是因为现有经济理论主要是基于西方过去两百年的经验，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现代化实践规模和范围是空前的，已经超出了传统经济学理论的范畴。这也正印证了歌德的名言“理论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常青。”
更加自觉。中国过去三十年的制度现代化逐步由自发式的制度变迁迈向了自觉式的制度变迁。所谓自发式的变迁是指在经济社会等方面出现了重大问题，经济社会发展成本持续高于发展收益，国家治理成本持续高于国家治理受益时，针对问题自下而上的产生一种新的制度和组织方式，进而逐步取代旧有制度，并逐渐得到社会和执政者的认可。而自觉式的制度建设是指通过广泛的调查和科学的研究，针对社会发展当前问题和未来可能发生的问题，依据基本的经济政治制度和基本国情阶段，进行长远的制度变革规划，并以此推动整体的制度变迁，进而实现整体的制度现代化。早期的中国体制改革还呈现出以点到面的自发式变革特征，例如小岗村的包产到户就是一次典型的自下而上的自发式的变革，从单纯为解决粮食产量不足的制度变革到逐步引发整个农村体制乃至国家制度的变化。而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持续深入，中国的制度建设呈现出更加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和科学化的特征。平均每隔十年左右党中央都会做出对我国制度改革做出顶层设计、战略部署的重大决定，这包括每一时期（通常指十年左右）制度改革的主要目标、基本原则、主要任务和改革重点领域等。过去的三十年中，历次改革决定都对中国的制度建设和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中国的制度现代化过程基本按照所设计的蓝图进行。以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为例，改革相符率（完成率）达到89.7%。此次，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负责改革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将会更加有利于中国改革规划的落实力度。可以这样认为，中国的制度建设已经从传统自发式的制度变迁过渡到自觉式的制度变迁。也正是依靠自觉式的制度建设，中国实现了制度现代化的跨越式发展，逐步从西方制度现代化的落后者、追赶者向制度现代化的创新者和实践者转变。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