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体制改革“其命维新”：渐进式的改革，获得了革命性的成果
中国国家制度现代化的历程从旧民主主义时代就已经开启。这一时期，国家制度现代化是被动响应式的。
在19世纪初到20世纪初这一百年中，照搬西方体制的中国国家制度建设无论有着多么美好的设想和设计，要么中途夭折，要么异化成为独裁专制的工具。中国国家制度现代化的进程虽有进展，但总体上仍然不免归于失败。这一时期中国与西欧的人均GDP以每年1.20%速度扩大，相对差距从2.0倍扩大至10.2倍。这一时期，中国仍然处于一个涣散落后的国家状态，国家财政能力严重不足，人力资本严重不足，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相当低下，工业化的技术创新力量和吸收新技术的能力匮乏，军事能力落后，国家四分五裂，社会一盘散沙。晚清与民国的中国国家失败其实就是中国国家治理的失败，而国家治理的失败就是因为始终没有建立起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国家制度。
新中国建立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才第一次建立其一套完备现代国家制度，实现有效的国家治理，在极低的发展起点下强制性发动国家工业化，推进现代城镇化和国家现代化。1949年的《共同纲领》、1954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56年的《中国共产党党章》等这些有形或无形的一整套新制度。这些基本制度具体体现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以及中央至地方的四级政府体制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直至今日，毛泽东时代奠定的这些基本政治制度与国家治理结构依然是现代中国的制度巨厦的坚实地基。十分可惜的是，毛泽东晚年，没有始终如一地坚持和实施这些制度，在某些方面还违反了这些制度，甚至还摧毁了某些制度。邓小平同志在继承毛泽东的成功之处，纠正毛泽东的失败之处基础之上，领导中国重新开启了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现代化的进程。一方面重建党和国家基本制度，如1982年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些制度体系为改革开放提供了最重要的制度框架；另一方面针对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的各种弊端，采取渐进的方式，不断改革，不断创新，不断调试，最终形成了以四次“三中全会”为标志的国家制度建设周期。
这一周期标志着中国制度变迁、制度创新的科学化、程序化、制度化，通过定期对现有制度的调整和修正，保障了中国国家制度现代化进程的“其命维新”。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与之前的国家制度建设不同，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建设是渐进式的改革，而非激进式的革命，更多地针对毛泽东时代的体制弊端进行“修正”，而不是“推倒重来”，更多地基于内部政治共识，而不是人为地扩大政治分歧。因而就使得国家制度避免陷入“历史真空”之中，从而以渐进式的改革，获得了革命性的成果。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