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环境史研究看生态文明建设的“知”与“行”

知行脱节是我国历史上生态环境持续遭到破坏的重要原因

几千年来特别是最近300年中，我国生态环境发生了巨大改变。在中华文明发祥奠基之地——黄河中下游，《诗经》曾描绘“周原膴膴，堇荼如饴”，“周道如砥，其直如矢”，黄土台塬辽阔平坦、土壤肥沃、风物宜人，但后来逐渐支离破碎、沟壑纵横、满目苍凉；黄河曾是“河水清且涟漪”，但战国时期渐成“浊河”，汉代乃有“黄河”之名，2500余年中竟然决溢1500多次，还发生过多次重大改道，以善淤、善决、善徙闻名于世。华北平原曾是巨浸大泽星罗棋布，与云梦、彭蠡（鄱阳湖）、具区（太湖）南北辉映，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对此多有记载，后来却逐渐湮废殆尽，曾经遍地徜徉的麋鹿和随处可闻的“呦呦鹿鸣”亦逐渐绝迹、绝响。这样的变化可谓翻天覆地、沧海桑田。长江流域及其他地区生态环境破坏较晚，但森林毁坏、水土流失、水系紊乱和沙漠化、石漠化诸问题也是在历史进程中不断加剧。

这令人产生一个巨大的历史疑问：既然我国早就具备丰富而优秀的生态环境思想，何以几千年来生态环境持续遭到破坏？这个问题的原因很复杂，绝非三言两语所能回答，需要回到具体的历史进程中进行系统探讨。但可以肯定的是，思想理论并不等于实际行动，“知”与“行”严重脱节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国先贤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精彩论述固然富有哲理，但往往比较抽象，缺乏具体实施方略。古代百姓大都目不识丁，那些高深思想理论与其福祉、利益不相关涉，难以被他们理解，更无法行诸生产生活实践。制度规范和政策措施严重缺失或流于空文，导致思想理论与实践行动两相悬隔，既不能遏制富裕阶层对异卉名木、珠宝玉石和角齿毛皮的疯狂追求，更不能阻止豪强权贵对膏腴良田、山林川泽的肆意霸占。先秦两汉时期，国家设虞衡、行时禁，只是为了“专川泽之利，管山林之饶”，保证统治者独享奇货珍味；清代不少官员、士绅痛感滥伐、滥垦、滥围导致严重水土流失、旱涝频仍，曾大量设立护林、禁捕和禁猎碑，却无意或无力解决贫民流民的基本生计问题，无法阻止贫困流民进行盲目无序的焚林开荒，酿成千载难复的生态破坏。

废物利用与土壤改良有机结合，是我国历史上生态环境保护最成功的范例。因为这个成功，我国广袤的农田历经数千年耕种而未发生严重地力衰退，甚至越种越肥，农业生产（土地产出）长期居于世界先进水平。秘诀何在？在于“变废为宝”理念浅易明了，技术措施切实可行；在于与农民利益息息相关，与生产生活紧密结合。但局部耕地的精心养护并不能改变生态环境持续恶化的整体历史趋势。令人忧虑的是，由于现代工业和市场经济的强大冲击，延续了数千年的这个优良传统现在正逐渐瓦解，巨量“三废”在城市和乡村都日益成为一个严峻的环境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