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新假定框架下的我国收入分配问题探索

三、对确立经济学新假定的思考与探索

如何确定经济学假定，它的基点应当定位在哪里？建立新的经济学假定必须先解决这个问题。西方经济学家对经济学的假定从方法上进行了大量研究，主要包括弗里德曼的现实主义假设与非现实主义假设，梅利茨的辅助性假设与增殖性假设，拉卡托斯的硬核假设与保护带假设，马斯格雷夫的可忽略性假设、领域假设与启发式假设（袁群莉等，2002）。这些假设方法离不开对本质、非现实和检验等问题的探索与研究。

我所理解的经济学假定应该是对经济活动中趋于恒定的、反映经济活动基点的、能够为经济活动路线提供逻辑依据的经济本原现象的描述，进而使人们了解经济活动与生俱来的隐含特点。经济学假定不是对经济现象做出结论和阐明观点，而是要最终达到挖掘本质、奠定核心的目的。本文旨在探索和建立新的经济学假定。

本文在提出经济学新的假定之前，确定了四个假设方法：一般性假设——包括资本和劳动、私有产权和公有产权，以形成广泛的适用范围；同质性假设——不涉及自然界与生俱来的现象和社会强制性的现象，而是反映社会自然属性或在经济活动中“与生俱来”的社会属性；失衡性假设——经济始终处于非均衡状态，均衡的经济总是“稍纵即逝”；指正性假设——以主流经济学框架为基础，主要从整体上分析我国的经济活动，不排除局部或形式上的反证。

本文探索提出经济学的新的三个假定如下：一是人们获利机会的非对等，二是经济内外变量的非互补，三是公私实际产权的非契约。简称为：获利机会非对等、内外变量非互补、公私产权非契约。

第一个经济学假定是以人们获利机会的非对等假定取代理性经济人假定。人们获利机会的非对等假定是指“全面经济人”获取利益的机会是不对等的假定。“全面经济人”不仅包括资本所有者，而且包括劳动者。把人们获利机会的非对等作为经济学的一个假定，是因为只要把劳动要素纳入其中，获利机会就是不对等的。这里讲的机会不对等是指，资本有获取更多利益的机会并享有收益分配权，劳动没有获取更多利益的机会并无法得到收益分配权。

在这里，先假定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都不懈地追求个人利益或者多向权衡追求个人利益，这应当是“全面经济人”的动机。经济人包括了劳动者，但劳动者中的大多数人根本不可能想到利益最大化问题，因为这距离他们“遥不可及”。劳动者首先感受到的是，他们能够挣多少取决于资本所有者，资本所有者掌握了资本，就有了分配的机会并利用机会侵占他们的利益；接下来，他们一定会认为在这个世界里，获取利益机会是不平等与不公正的；当看到利益分配的机会和结果都被资本所有者占据时，他们不是产生了利益最大化的冲动，而是产生了追求获取利益的平等机会和公平结果的思想动机。与劳动者世界观和价值观截然不同的资本所有者却这么认为，他们依据私人资本占有分配机会是天经地义的，他们承担了投资风险才获得分配机会，他们没有侵占劳动的利益，赚取的利润是投资和经营有方所致，与劳动没关系，也就自然不可能与劳动分利。

我们看到，私人资本是通过自由竞争和优胜劣汰发展起来的，承担创业风险和经营风险的精神是资本所有者的必备品质，资本所有者投入资本的过程也就是要冒资本有可能会“血本无归”的风险的过程，因此，私人投资是有其合理成分的。但资本的天然特权所决定的分配机会则是不公平的，利益分配的天平始终向资本倾斜，资本剥削劳动成为必然。在这样的社会制度下，劳动者的出路就只能是把剥削控制到最低限度，而如果消灭了资本决定劳动分配的“天然特权”，随之而来的便是社会制度的更替。公有制否定了私有制，消灭了私人资本，资本决定劳动分配的机会和剥削行为也就“丧失殆尽”，分配权全部由政府掌握，劳动者虽然没有分配权，但也没有任何私人能够决定对他们分多分少，从这一角度讲，公有制是一个公平的社会经济制度。而随着政府计划作用和集权决策取代市场作用和分权决策，市场法则失效、经济规律被打破，也就不可能形成市场平均利润率和市场工资率，没有市场平均利润率和市场工资率，政府所掌控的资本与劳动的配置就没有客观标准；政府的集权性决定了政府对企业和劳动者包办代替，政府的宏观性又使其无法直接监督到微观领域。我国改革开放，在不触动公有制主体基础上，通过国有企业改制和允许民营企业发展，把资本与劳动的配置权下放到微观领域，意在能够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但人们获利机会非对等的问题又不可避免地显现出来，这不仅体现在私有企业中，而且体现在公有制企业中，这时，我们不能判定私人资本有获取利益的机会不对，但也不能判定劳动没有获取利益的机会就对，关键是要寻找获取利益机会的平衡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