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新假定框架下的我国收入分配问题探索

二、对经济学三个假定的分析和认识

首先，经济学三个假定中的第一个经济人假定，是遭到抨击最多的假定。亚当?斯密于1776年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中最先提出“经济人”范畴（吕绍昱，2007），此后西方经济学界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反驳的观点主要是，经济人不可能都是完全自利的和完全理性的，特别是，赫伯特?西蒙（Simon）另僻蹊径，提出了有限理性管理人假定（1947），拓宽了经济人假定的讨论思路与范围。

西方国家处于经济发展初期时，人的私欲横流，经济人假定是很贴切的；当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完成了从原始资本积累到垄断资本的跨越后，经济人的自利性就被社会化大生产要求和企业组织结构特点所弱化。社会化大生产要求人们的经济合作更加密切，企业组织结构变革使信息传递更加畅通，经济思考与决策也更加缜密，人性悄悄发生着或大或小的变化，这时经济人所体现出来的单向自利性更多地被双向或多向利益权衡性所代替。慈善事业在这个时期产生并发展起来，工业富豪们在创业和发展阶段，通过延长工作时间和压低工人工资等手段，使资本收益最大化，劳动收益最小化，赚取了巨额利润；到了后发展阶段，他们开始热衷于慈善事业，把大量的财产和财富毫不吝啬地捐献出去。借用进化论的分析思想，也可以说明社会中的人类和人类组成的社会进步的原因。

在资本主义下的企业内部，经营管理者更多思考管理科学化和效率化问题；社会主义下的企业经营管理者也在不断汲取着西方国家企业的先进经验。人们一方面谴责自利性，另一方面又在如饥似渴地学习科学管理思想。用管理学诠释这个理性经济人时，其形象与尔虞我诈、自私自利和追逐利润最大化完全脱钩了，加强劳动定额管理、提高劳动生产率——这两个里程碑式的管理方式已经被我们习以为常地、当作经典管理手段运用到了企业管理中。

经济的历史在创造经济人概念的同时，却忽略了劳动者。经济人是解释投资者动机和经济行为的，并没有涉及劳动者动机和经济行为，而没有包括劳动者在内的经济人假定应当是“单方（残缺）经济人”假定。前面分析，这是西方经济学注重维护资本和资本家立场所决定的，如果把劳动者纳入经济人范畴，分析和结论就会大不相同。

其次，资源是稀缺和有限的假定，这是对自然界特点的描述。物质资源的稀缺，给人类社会带来不小的“麻烦”，这种麻烦在历史上大多演变为了“战争”，说明物质资源稀缺确实是“根”。但是，作为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出发点或经济学假定，资源稀缺并无多少实质性意义。我们用反推法进行论证：设想如果资源不稀缺，并且取之不尽，会出现什么情况呢？比如，大家都偏好生产并且每个家庭都随心所欲地拥有卡迪拉克，问题就出现了，在消费者对某件商品的欲望遵循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时，生产卡迪拉克的企业就会出现严重的产能过剩，卡迪拉克也无一例外地会严重过剩。如果每个家庭按照最高配置意愿需求，每个人都拥有一辆这样的车，接下来的问题更加棘手，这些车放在哪里？地球和空间是有限的，于是，资源配置问题又会被重新提起，但这时的资源配置是过剩时的配置问题，这样的结果和资源稀缺时的情况完全相同，都需要解决配置问题。既然如此，资源稀缺作为经济学的一个假定也就变得不那么重要。资源对一国的经济发展虽然重要，但不是至关重要的影响因素，日本就是最好例证：日本是资源极度匮乏的国家（而且还是战败国），但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率先崛起，成为经济强国。

西方经济学把资源稀缺作为基本经济学假定，是要告诉人们，生活在同一社会中，为什么有的人富有而有的人贫穷？因为资源是稀缺的，如果不稀缺，穷人也就富裕了；穷人得不到或分享不到财富，不能怪富人，只能怪自然界；在自由竞争和优胜劣汰的市场法则下，为什么会存在失业、会有贫穷，不是制度造成的，是资源稀缺造成的。

进一步分析，经济学假定中的资源主要指物质资源，但这无法解释现实经济活动中存在其他资源及其稀缺或过剩问题。现实生活中，资源不仅包括创造物质产品所需要的原材料等物质资源，还应当包括资本、土地、劳动、信息、空间等，这些也属于资源（或相对于思想和意识资源，它们也属于物质资源）。当资源扩展到这些方面时，资源稀缺的复杂多变性便呈现出来：历史上稀缺的，不一定现代也稀缺；这个资源稀缺，不一定那个资源也稀缺；在这里这个资源稀缺，在那里这个资源就不稀缺；这个资源从某一角度讲是稀缺的，从另一角度讲则不稀缺，等等。比如，空间在适合人类居住、人口稠密的地方是稀缺的，在贫瘠荒凉、人烟稀少的地方则取之不尽；从劳动力结构看，现在不缺少简单劳动力，而缺少有技能的劳动力，我们就说劳动力资源结构是短缺与过剩并存的结构；在信息爆炸时代，信息是过剩的，但有用的信息是稀缺的，这可能是信息技术造成的，也可能有其他原因。

用广义的资源（包括所有生产要素）分析问题，会很难用稀缺的概念涵盖全部经济现象。目前我国钢铁行业产能过剩，说明炼钢的原材料等资源是过剩的（尽管有进口铁矿石），或者从需求角度讲，我国目前不需要生产出这么多钢材（需要深加工钢材），虽然这是相对过剩，但过剩就是不稀缺。目前，欧美国家的失业率已逼近甚至超过两位数，说明在现有资本规模下的劳动力资源是过剩的，同样，这个过剩也就意味着不稀缺。分析原因，我们看到的是稀缺的本质：它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相对意味着有参照系。在举例中，需求、资本规模为参照系，于是，过剩或供过于求就成为常见的经济现象。只要存在供求关系矛盾，就有资源配置问题，而不是因为资源从长久看稀缺才需要配置。各类资源存在供过于求和供不应求的复杂现象，给经济学家在研究经济问题以及政府在制定经济政策时增加了难度。更深分析还发现，研究资源配置效率是有其必要性的，国企亏损不能裁员，虽然劳动效率下降了，政治效率却提高了，而在我国，确保政治效率有时显得更为重要和必要。但资源配置仍然不应成为经济学研究的首要问题。

最后，保护私有产权假定。在资源稀缺状态下保护经济人利润最大化的动机，长久维护和发展私有制，是西方经济学把保护私有产权作为一个假定的主要理由。而且，西方国家在私有经济初期阶段，国有企业和公共部门的数量很少，而当今大多数国家都实行混合所有制的社会制度，经济学假定仅涉及对私有产权的保护便显得有些狭窄，特别是在我国，强调以公有制为主，公有产权和私有产权一样都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对公有产权和劳动力产权问题只有张五常更多地提到并研究过。

我们看到，西方经济学三个假定不具有同质分析的基础。三个假定中，第一个假定体现了社会属性或社会的自然属性（多少还有自然人特点的痕迹）；第二个假定体现了自然界的自然属性；第三个假定体现了社会意志——社会的非自然属性，这显示出国家意志或组织意志融于经济学假定中的不恰当和非本原。如果按照前两个假定进行逻辑推理，第三个假定应该为“产权是私有的”更为匹配。这种不同质假定在共同表达思想认识或对问题进行合理判断时，有可能会遮掩经济学本身的一些规律性问题而产生逻辑错误。因此，三个假定要具有同质性，应当把它们归属到同一层面，即全部放在社会自然属性的层面上。如果放在自然界的自然属性上，就无法保证对各种经济现象做出区别性解释与分析；如果放在社会的意志上，就无法保证对不同利益集团和不同国家意志所控制的制度、政策和政府行为的全覆盖。唯一的方法只能将经济学假定放在社会属性或社会的自然属性上，这样才能保证它们之间具有内在逻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