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被动的寻租和被迫的同流合污。
尽管腐败有很多形式，但从大的方面看，美国学者约翰·约瑟夫·沃利斯将其分为两种：一是制度腐败，即为达到政治目的而操纵经济，也可以说是政治腐蚀经济；二是经济腐败，即通过腐蚀政治程序来追求私人经济利益。在研究腐败的学者看来，制度腐败的经济后果极其严重，相比之下，经济腐败对于社会福利和经济增长的影响似乎小很多。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制度腐败成为重点打击对象，体现在量刑上，索贿、受贿明显要比行贿严重。事实上，许多经济腐败的发生都与恶劣的政治环境有关，为了做成生意或做大自己，一些企业家不得不向官员行贿，因而，进步时代的反腐败也多从限制官员的腐败空间下手，并尽可能地为企业创造公平、阳光的经营环境。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时期，很多公司内部发生的高管利用职权获利的行径，也被视为腐败。这是因为，在19世纪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公司被视为准政府机构，“商人们如想建立公司必须得到州政府的特别许可，而这种许可倾向于授予那些被认为符合公共利益的项目。而一旦获得许可，许多公司就能从州财政获得部分股本。”这一切，只是在各州通过普通公司法，开始简化公司审批制度后，才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这些公司也才逐渐淡化和失去了公共特征。
从反腐败的角度看，这也是一个“逼良为娼”的时代。有些中产阶级理想主义者，比如教师、律师和报人，也曾为高尚的动机所推动，但很快就被淹没在腐败的海洋里。在很多地方，如果你不与那些腐败分子同流合污或者向他们屈服，你就什么也做不成。在情况比较恶劣的南卡罗来纳州，州政府和议会的官员索性将黑手伸进了公共财政的金库，如果不行贿，任何立法都休想通过；如果不给法官送钱，法庭就不会做出裁决。很多被指控的腐败分子，或者被与他们勾结的法庭宣告无罪，或者被州长赦免。
6错将腐败当作经济发展的润滑剂。
反腐败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纠结，也使得在一段时间里美国社会对腐败有一定的容忍度。在《难以捉摸的共和国》一书中，德鲁·麦科伊如此阐释：杰斐逊和麦迪逊经济发展远景规划的核心宗旨是，进行金融和运输等公共设施建设，从而把西部不毛之地变成千里沃土，同时对外政策要确保美国的产品获得日益扩大的海外市场……这些规划必须依靠公司来推动，如果共和党人抨击公司是国家层次上的腐败工具，也就难以推动自己和选民渴望的经济发展了。换言之，“腐败是经济发展的润滑剂”这一观念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存在并很有市场，尽管联邦及地方政府也认为腐败是需要遏制的，但在专心致志发展经济的情境下，对腐败的打击便是次要的工作了，直到腐败真正成为了经济发展的毒瘤。
这一点在格兰特时期表现得尤为明显：格兰特执政前期，美国承接着南北战争带来的经济发展机遇和全民致富的热情，无论是政治家还是公众，都将注意力放在发展经济上，而格兰特本人也抱着息事宁人的态度，对腐败持有极其宽容甚至可以说是纵容的立场。而到其执政后期，空前的腐败引发了强烈的社会不满，也导致了政府的执政危机，随着丑闻接二连三的曝光，美国社会越发意识到腐败的猖狂程度及其危害性，开始对政府施加越来越大的反腐压力，这在客观上促进了美国的反腐败。到了进步时代，在以反腐著称的西奥多·罗斯福入主白宫后，反腐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相关制度建设也开始深化和完善起来，从而为后世的美国留下了一个相对洁净的政治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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