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
城市的迅速发展，增加了腐败空间。南北战争后，技术的进步凸显了城市的价值，而铁路等交通条件的大大改观，也使得人流涌向城市，城市的财富由此迅速积聚，不动产价值更是节节高升，大企业也变得越发难以离开城市……在这种背景下，政府官员所拥有的权力不断放大，而转型时期相应的政府管理机制却不够健全，给腐败滋生留下了巨大空间，也使得腐败在一段时间里成为一种严重的“城市病”。
“城市老板”的横行无忌令人震惊，也凸显了“把权力关进笼子里”的必要性。（城市老板City Boss：指19世纪中后期到20世纪初美国地方政府中操纵选举、控制市政建设、贪污腐败的政治势力。）随着地方政府财政预算迅速增加，腐败的潜在收益也水涨船高，但对于政府官员的制约却没有跟上，官员权力过度膨胀，致使腐败问题在南北战争之后的一段时间中呈井喷状，尤其是在一些大中城市里，几乎所有的腐败“品种”都得到了充分展示。
这也是政党和国会丑态百出的时期。1873年，来自俄亥俄州的一位议员不满地表示，众议院犹如一个拍卖行，在议长的槌声中处置的各种有价值的审议多于世上任何地方。1866—1872年间，中太平洋铁路公司的贿赂费用高达40万美元，1875—1885年间更是达到了50万美元。连共和党人自己都痛斥其党派根本上就是一个腐败的公司。亨利·亚当斯的结论是：“查遍1870—1895年这25年间国会、司法和行政部门的全体名单，恐怕只能看到名誉扫地而已。”这一情况与镀金时代国会相对于政府的强势有关，在西奥多?罗斯福上台前的36年间，多数美国总统都或多或少地受制于国会及政党领导人，这种相对弱势，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政府腐败所导致的公信力和权威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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