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常务副会长
在全国上下贯彻落实十八大精神和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大力整顿党风的一系列决定、措施的新形势下，在全党即将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大背景下，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陈云纪念馆和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在革命圣地延安联合举办以“陈云的党建思想与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为主题的第七届陈云与当代中国学术研讨会，现实意义和象征意义都十分突出。这不仅因为延安时代是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起点，而且因为党的十八大精神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对延安精神的继承、发扬和光大；不仅因为陈云同志在延安时代曾担任了7年中央组织部的部长职务，对党的建设做出了卓越贡献，而且因为他的执政党党风建设思想正是在延安时代孕育和形成。比如，他关于“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的著名论断，虽然产生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但这一思想却是发端于延安时代。
早在延安，陈云同志就注意到党执政给党风建设提出的新挑战和新要求。他说：执政党的党员损害群众利益，“特别容易引起群众的不满。你有枪，又当权，群众看到了也不敢讲。所以，一定要严格要求我们的党员和干部……有人做了违背群众利益的事，就要给以严肃的批评，以至纪律处分。对于违法的人，例如贪污分子，还要发动群众去斗争，并绳之以法。”他还说过：“当权的大党，领导干部很可能成为官僚。”他一再提醒全党：“领导着政权的党、领导着军队的党，自我批评更加重要。因为党掌握了政权以后，犯了错误会更直接更严重地损害群众利益。”
新中国成立初期，陈云同志虽然不分管党建工作，但仍然时刻关注党风问题。他在党的七届四中全会讲到党执政后为什么仍然会出张国焘这类人物时说：“我们是处在有阶级的社会里，现在阶级没有消灭，就是阶级消灭以后，阶级意识还要长期存在。这种社会情况、阶级意识还会反映到党内来。”他又说：“在胜利了的国家里头，有电影，有照片，开会时热烈鼓掌，阅兵时可威风啦。火车站欢迎的时候，送鲜花，夹道欢呼。物质享受是很具备的，很可以腐化。从前在瑞金、延安时，想腐化也很难。现在腐化很容易。我们对于执政以后党内的状况是不能盲目乐观的。”
改革开放以后，陈云同志担任了9年中纪委第一书记。在这个岗位上，他不仅倾注全部精力狠抓党风整顿，而且就党风问题作出过大量论述，进一步丰富了他的执政党党风建设思想。他指出：“党在全国执政前和执政后的情况有很大不同。党在全国执政以前，在敌人统治下的地下党，那时作一个党员就有杀头的危险，根本谈不上什么物质享受；在苏区的党和解放区的党，大家忙于打仗和支援战争，另外，也没有什么物质可以享受。党在全国执政以后，从中央到基层政权，从企业事业单位到生产队的领导权，都掌握在党员手里了，党员可以利用手中掌握的各种权力为自己谋取私利。许多贪污犯本人就是党员，即使贪污犯不是党员，他们能够贪污，也是靠某些共产党员的保护。”
把陈云同志自延安时代到新中国建立再到改革开放时期的论述贯通起来，不难看出他所说的执政党党风，并不仅仅指党的作风，同时也指党的思想、党的纪律；他所说的要抓紧执政党党风问题，主要不是指办案，更多的是指对党员特别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在思想上、纪律上、作风上的从严要求。
陈云同志在延安时代指出：共产党员“不仅应该为党在各个时期的具体任务而奋斗，而且应该确定自己为共产主义的实现而奋斗到底的革命的人生观”。他强调：“不是每个积极参加抗日战争的人都可以成为党员的。”他说：“谁要是放弃了革命的和党的立场，谁就丧失了共产党员的资格。”今天，我们党的主要任务是带领人民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但党的远大理想和最终奋斗目标仍然是实现共产主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革命理想高于天。没有远大理想，不是合格的共产党员；离开现实工作而空谈远大理想，也不是合格的共产党员。”可见，端正党风在任何时候都要把对党员思想上的从严要求放在第一位。
思想上从严的要求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改革开放初期，有的领导干部出国考察回来，对“四项基本原则”产生怀疑，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前途失去信心。陈云同志在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指出：“有些人看见外国的摩天大厦、高速公路等等，以为中国就不如外国，社会主义就不如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就不灵了。对于这些人，我们要进行批评教育；对其中做意识形态工作的同志，经过教育不改的，要调动他们的工作。”如果有人对思想上怎样从严感到不好理解和掌握的话，看看陈云同志的这段话也许会有所领悟。
什么叫纪律从严？从陈云同志的论述中看，首先，纪律不能仅仅对一般党员适用。“党内不准有不遵守纪律的‘特殊人物’、‘特殊组织’。”其次，遵守纪律是无条件的。无论组织、多数、上级、中央的决策正确与否，行动上都必须服从，同时有权按党章规定提出建议，或保留意见。再次，要同破坏纪律的行为做坚决斗争。对于有意破坏纪律者要给以处分，情节严重的应开除出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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