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佳木：深入研究和大力宣传陈云执政党党风建设的思想

对于作风从严，陈云同志讲得最多的有以下几点：

一是维护群众利益。他在延安时代指出：“当权的党容易只是向群众要东西，而忘记也要给群众很多的东西。”新中国成立后，他虽然主持全国财经工作，但总是有意识地把做好民生工作与执政党的党风问题联系起来考虑。他在兼任商业部长时说：“商业工作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六万万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关系到广大的城乡人民对我们是否满意。”“三年困难”时，他把积极想办法解决人民群众的生活看成是国家大事，说如果“我们不切实想办法解决，群众是会有意见的。人民群众要看共产党对他们到底关心不关心，有没有办法解决生活的问题。这是政治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由于党内对调整方针认识不统一，致使财政一度出现严重赤字，物价大幅度上涨。他说：“这种涨价的形势如果不加制止，人民是很不满意的。经济形势的不稳定，可以引起政治形势的不稳定。”

二是严惩以权谋私。1982年初，沿海一些省份的不法之徒内外勾结、大搞走私，涉及不少党员干部。陈云同志将反映这一情况的信访简报批示给中央常委，并指出：“对严重的经济犯罪分子，我主张要严办几个，判刑几个，以至杀几个罪大恶极的，并且登报，否则党风无法整顿。”邓小平收到后在上面加了八个字：“雷厉风行，抓住不放”。一场打击严重经济犯罪的斗争就此开始。当这场斗争取得重大成果后，他又指出：“我们绝大多数党员是不谋私利的，但因谋私利而犯法、犯错误的党员也不是一个很小的数量。”“对于利用职权谋私利的人，如果不给以严厉的打击，对这股歪风如果不加制止，或制止不力，就会败坏党的风气，使党丧失民心。”

三是切实发扬民主。为了发扬民主，陈云同志对党员领导干部提出三点要求。首先，要放下架子，少给人扣大帽子；其次，要正确看待个人的威信和面子；再次，要提倡讲不同意见。他常说：“相同的意见谁也敢讲，容易听得到；不同的意见，常常由于领导人不虚心，人家不敢讲，不容易听到。”“在党内不怕有人说错话，就怕大家不说话。”“有钱难买反对自己意见的人……能够听到不同声音，决不是坏事。这和同中央保持一致并不矛盾。”

四是反对言行不一。他指出：“我们共产党是言行一致的政党”，“绝不能像剥削阶级政党那样，党员可以说假话，鬼话连篇，欺骗人民。”对于说假话而不改正，并且越说越多、越说越大的人，不管过去有多大功劳，“应该立即开除出党，没有价钱可还”。

陈云同志不仅重视党在执政条件下的党风建设，而且特别重视改革开放条件下的党风建设。之所以如此，从他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原因主要基于以下三点。

第一，剥削阶级意识的影响。他在新的历史时期分析党风问题时指出：“‘一切向钱看’的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正在严重地腐蚀我们的党风和社会风气。”“那种‘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资本主义哲学，那种不顾国格、人格的奴才思想，就是危害社会主义事业的因素。”

第二，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竞争的影响。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审议“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陈云同志指出：“这次体制改革涉及范围相当广，广大干部还很不熟悉，在进行中还会出现一些现在难以预见的问题。”他赞成“决定”里有一句关于“竞争中可能出现某些消极现象和违法行为”的话。他说：“如果我们不注意这个问题，不进行必要的管理和教育，这些现象就有可能泛滥成灾，败坏我们的党风和社会风气。”那时，有些地方把党纪与改革对立起来，提出给改革“松绑”的口号。对此，陈云同志指出：“党性原则和党的纪律不存在‘松绑’的问题。没有好的党风，改革是搞不好的。共产党不论在地下工作时期或执政时期，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党的纪律。”

第三，对外开放的影响。改革开放初期，陈云同志就说过：对外开放是完全正确的，要坚持。但同时要看到，对外开放不可避免地会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作风的侵入。例如，一说对外开放，对内搞活，有些党政军机关、党政军干部和干部子女就蜂拥经商。他指出：“我们搞社会主义，一定要抵制和清除这些丑恶的思想和行为，要动员和组织全党和社会的力量，以除恶务尽的精神，同这种现象进行坚决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