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合
天合就是天人关系，是中华文化和人生智慧的一大特点。天，有多种解释：天命、天道、天理、天时等。我这里说的天，是从历史哲学的角度，主要是指天时。一个人生活在世界上，首先面对的是天时。屈原作《天问》：“明明暗暗，惟时何为？阴阳三合，何本何化？”问的是天人关系。司马迁说：“究天人之际”，就是说要探究天与人的关系。董仲舒《春秋繁露·深察名号》说：“天人之际，合二为一。”这里的“天人合一”，也是探讨天与人的关系。
“天时”有大天时、小天时。魏源在《圣武记》中说：“小天时决利钝，大天时决兴亡。”就是说，成小事业者要有小天时，成大事业者必有大天时。《孟子·公孙丑下》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这里的五百年是一个概数，就是说王者兴，必定有大天时。明末清初，中国历史的“天时”到了一个大动荡、大变革的时期，也就是一个大的天时。
天时不停地在变。《易经》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说的是天在不停地运行，人要不断地努力。朱熹《大学·序》说“天运循环，无往不复”，也是说天时不停地运行。天时在不停地变，而人的认识却总是滞后，所以人经常与天不合。要顺应天时，力求做到“天合”。既然人与天经常不合，那么怎样使它“合”呢？《易经》讲“顺天”，《荀子》讲“制天”。我想“天合”重要的是：察知天时，顺应天时。
关于察知天时。《易经·贲》指出：“观乎天文，以察时变。”就是观察天文运行，了解时间变化。人们常说：“知时务者为俊杰。”俊杰的一个特点是要“知时务”，就是要知天时、识事务。古代杰出人物的察天时，主要是感悟天时、顺应天时。努尔哈赤、皇太极、多尔衮，开创清朝，逢了几百年一遇的大天时。这个天时的特点有五：一是明朝皇权衰落，控制地方减弱；二是蒙古各部分裂，满洲从中分化；三是明军抗倭援朝，辽东军事空虚；四是列强尚未崛起，暂未受到威逼；五是崇祯关内大灾，民变烽火蔓延。如果努尔哈赤等早生100年，明朝处于强盛时期，他会像其先祖李满住、董山一样，受到明军的攻剿，寨破人亡，百年难复。同样，晚生100年，清朝的历史，又会是另外一种局面。
天时对所有的人都是公平的，但不同的人逢遇同样的天时，却有不同的对待。元朝末年，发生灾荒。元顺帝不去救济，朱元璋利用灾荒，揭竿而起。其结果，朱明兴，蒙元亡。这是两个对待天时不同而胜败的史例。
关于顺应天时。《老子》说：“动善时。”《孟子·离娄上》也说：“顺天者存，逆天者亡。”都是说行动要顺应天时。清朝北京叫顺天府、南京叫应天府、沈阳叫奉天府；紫禁城正门明称承天门、清改为天安门——都突出“天”。
顺应天时还要不失天时。《晋书·宣帝纪》说：“圣人不能违时，亦不失时也。”人与天的关系是：既不违时，也不失时。《嘉靖通州志略·序》说：“作天下之事本乎机，而成天下之事存乎会；机以动之，会以合之，古今之所有事，率由是也。”两者说的是同一回事，抓住机会，既不违时，又不失时，而与天合。
■ 地合
《孙子兵法》讲“地”，它重点说山川险隘。我这里说的地，含义更广阔，包括地理位置、山川形胜、自然条件、物产资源，等等。《孟子》讲“地利”，主要是利用地的有利因素；我讲“地合”，主要指环境与自身的平衡关系。“地合”的含义主要有四：一是知地利，二是用地利，三是借地利，四是节地利。就是说人与地，既矛盾又协和，矛盾中求协和，协和中求发展，力求自身与环境的平衡。
关于知地利。努尔哈赤生长于赫图阿拉，就是今辽宁省抚顺市新宾满族自治县永陵镇赫图阿拉村。这里离明京师不远不近：太近了，比如说是在通州，努尔哈赤起兵不久就会被明军歼灭；太远了，比如说是在黑龙江漠河，也不容易成气候。
大家知道曾国藩，湖南湘乡人，进士出身，在北京做礼部侍郎。母亲病故，回乡守制。太平军兴，打到湖南。曾国藩招募“湘勇”，组织湘军，为清社稷立下大功。可以说，曾国藩之所以有“中兴以来，一人而已”之誉，湖南“地合”起了重要的作用。
关于用地利。再举个人例子。我开始学先秦史，只考虑个人兴趣，没有考虑“地合”因素。杨向奎先生建议我研究清史，因为：研究先秦史，北京不如西安占地利；而研究清史，北京要比西安占地利。北京是清朝首都，有大量清代满文、汉文档案，有宫殿、坛庙、皇家园林。我学清史、满学如果说有一丁点成绩的话，“地合”是一个重要因素。
关于借地利。一些学子到外地、外国读书，一些官员到外地、外国考察，就是借外地、外国的地利，进行学习，报效祖国。
关于节地利。地利是有限的，应当珍惜，不可浪费。要爱惜自然资源，以便可持续发展。美国的煤炭、石油节制开采，其保护资源的做法值得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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