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尔巴乔夫在他的《回忆录》中承认，上述作品的出版与放映都是经过他本人点头的。他还充满感慨地说：“真可惜，在大学时代竟然没能读到这一切！”一些作家、文艺评论家和政论家利用这类作品的问世，长篇累牍地发表文章，大肆攻击斯大林的“集权统治”，诬蔑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军事封建式的独裁制度”。
在历史虚无主义泛滥的过程中，新闻媒体和出版界起了十分恶劣的作用
为了配合戈尔巴乔夫推行的历史虚无主义运动，各种报刊、电台和电视台使出了浑身解数。它们有时是无中生有，有时则利用历史上出现的有关问题，加以歪曲和夸大，在读者中散布对革命历史和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怀疑和反感，使他们失去对党和国家的信任和对共产主义前景的信仰。这些文章由于涉及了过去被认为是“禁区”的敏感问题，而且体裁多样和有较强的可读性，因而吸引了大量的读者。
一些媒体除刊载大量批判斯大林和否定苏共和苏联历史的文章外，还开展各种实际活动，为历史虚无主义逆流推波助澜。例如，被誉为“公开性的喉舌”的《星火》周刊曾在莫斯科搞所谓的“良心周”活动，内容有举办各类讲座、放映歪曲历史的被禁影片、集资建造大清洗运动受害者纪念碑等。一些编辑部还通过与读者的联系，将收集到的大量有关大清洗运动受害者的资料，公开发表。很多杂志由于发表了各类解禁作品而发行量大增。例如，刊载了长诗《回忆的权利》的那一期《新世界》杂志的发行量竟达到了68万份之多。
关于报刊和新闻媒体在历史虚无主义运动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俄罗斯著名作家邦达列夫在苏联解体之后不久所作的一次讲话中有十分生动而又深刻的描述。他说：“在（戈尔巴乔夫执政的）六年当中，报刊实现了欧洲装备最精良的军队在40年代入侵我国时用火和剑未能实现的目标。那支军队虽然有第一流的技术装备，但是缺少一样东西，这就是数千万份带菌的出版物。”
1990年6月12日，戈尔巴乔夫总统批准并颁布了《新闻出版》法，宣布毫无约束的“新闻自由”，“不允许任何人垄断任何新闻工具”，接着于7月15日又颁布了电视和广播“民主化”的总统令，规定国家电视和广播事业“独立于政治和社会组织”，从而放弃了党对舆论宣传工作的领导。这些法令为历史虚无主义者提供了更好的良机，进一步放开了他们的手脚，使他们得以更加合法地进行破坏活动。《新闻出版法》颁布后，反对派和私人办报合法化。很多官方报刊也纷纷宣布“自主办报”，完全摆脱苏共和主管部门的束缚。到苏联解体前夕，苏共掌握的报刊仅占1.5％。
历史虚无主义在苏联酿成的严重后果表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是一项长期的政治任务，任何时候都不能掉以轻心。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说：“苏联为什么解体？苏共为什么垮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十分激烈，全面否定苏联历史、苏共历史，否定列宁，否定斯大林，搞历史虚无主义，思想搞乱了，各级党组织几乎没任何作用了，军队都不在党的领导之下了。最后，苏联共产党偌大一个党就作鸟兽散了，苏联偌大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就分崩离析了。这是前车之鉴啊！”
今天，苏联已经不复存在，但历史虚无主义仍挥之不去。所幸的是以普京总统为代表的俄国领导人，清醒地看到了它的危害。为了治理历史虚无主义造成的乱象，他采取了和正在采取包括改进历史教学在内的各种措施，以弘扬俄国各民族的优秀历史文化传统，恢复对祖国历史上一切美好东西的记忆，增强全体人民，特别是年轻一代的爱国主义情怀和民族自豪感。这一工作得到了社会上大多数有识之士和人民群众的广泛认同和支持。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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