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继明
二是传统的盲从心理。这种心理以放弃思考、乐于服从、遵从和盲从为主要特点。特别是集体上访、群体性事件等，由于是集体参加，参与群众心理有安全感，容易使人在盲从心理下聚在一起引发大规模群体性事件。
三是现实的失衡心理。比如，对贫富差距的失衡心理，一些社会心理和社会舆论就表现出了强烈的不满情绪。尤其是面对用不正当的手段致富时，心理更是愤愤不平。
四是转轨的无序心理。我国处于社会急剧变迁的转轨时期，在各种改革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暂时的“无序”。这时候，有一部分人在社会经济地位或生活机遇上处于相对被剥夺状态，他们就会做出社会不平等的判断。
五是累积的发泄心理。很多极端事件或群体性事件属于非直接利益冲突型，他们虽然没有共同的利益基础，但都有一种共同的情绪，也即一种比较强烈的怨气。《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在大量的群体性事件中，“仇富、仇官、仇不公”是人群的情绪基础。
六是对干部的逆反心理。早在1957年，毛泽东就指出：“发生闹事的更重要的因素，还是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官僚主义必然产生形式主义，而形式主义又最能应付官僚主义。按道理说，服务型政府应该是公共利益的捍卫者、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和公共秩序的维护者，能够公平合理地处理利害相关者的矛盾和冲突。现实中，有些基层政府的决策随意性大，对涉及诸如征地、拆迁、改制等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大事，常常不尊重民意。一旦出事，总是能捂则捂，能压则压，能拖则拖。还有些政府工作人员追求部门利益甚至个人利益，漠视群众利益。结果造成一部分群众对党和政府的逆反心理。
七是法不责众的侥幸心理。当前，因为有些领导求稳怕乱的心理，使部分群众产生了“不闹不解决、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的错觉，无形中怂恿了极端暴力事件的发生。更多的群众在“法不责众”的侥幸心理驱使下，抱着“会哭的孩子多吃奶”的心态，参与到闹事或者上访的行列，使我国群体性事件的频率越来越高，规模越来越大，人数越来越多。
八是打抱不平的江湖心理。在某些极端事件中，很多人是抱着打抱不平的心理参加的。这种心理实际上反映了两个深层次的心态：一是参加者发泄不满的心态。二是寻求自己权利的心态。
九是等靠要的依赖心理。相当一部分群众受计划经济的影响根深蒂固，依赖意识仍然十分严重。在社会的变革面前，不是主动求变、积极应对，而是等靠要和依赖政府。一旦政府顾不上，就认为政府对自己不公了，就认为自己吃亏了，从而通过一些极端的方式来表达。
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的复杂性、特殊性使得任何单一的处理策略都存在着顾此失彼的失败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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