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康：从供给端发力破解中国经济增长瓶颈

由破而立，由理论而实际，在分析中就特别需要注重供给端、需求端、政府、市场、第三部门等全方位深入考察和互动关系考察，力求客观、中肯、视野开阔、思想开放。

既然在中国中长期发展中如何破解瓶颈制约是国人面临的共同历史性重大考验，那么我们应站在前人肩膀上，以严谨的学术精神，秉持理论密切联系并服务实际的创新原则，追求经济学经世济民的作用，从供给端发力，在实践中破解瓶颈，把握未来。

中国经济在经受不期而至的世界金融危机冲击之后，也走到了一个自身“潜在增长率”下台阶而“矛盾凸显”对“黄金发展”瓶颈制约日趋严峻的新阶段。往前看，寻求经济增长的可持续，必须在 “发展是硬道理”升华为 “全面协调的科学发展是硬道理”之后，使中长期发展与有效激发、如愿释放内生潜力与活力相结合，使经济增长质量真正提高，使强调多年的优化结构、加快发展方式转变成为现实。而为使中国中长期经济增长、结构调整所面临的瓶颈制约得到破解，需要构建什么新的思路？

我们“新供给经济学”研究群体，已提出了从供给端发力应对现实挑战、破解瓶颈制约的一套认识和建议。在此简要勾划一下：我们所表述的“以改革为核心的‘新供给’经济学”，特别强调了什么是理论创新，我们的“理论研究”所联系的“实际”具体落在什么样的系列化基本政策主张之上。

作为研究者，我们力求有所作为地形成对主流经济学理论框架的反思，和对于实现“中国梦”历史目标的理论创新支撑。相关认识的切入点，是需要对已有的经济学成果有“破”有“立”。

首先说“破”。在世界金融危机和中国改革开放的现实生活经验层面考察，对经济学理论迄今已取得的基本成果亟须反思。

我们已直率地指出主流经济学认知框架的不对称性。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可以说存在着一种共同失误——虽然他们各自强调不同角度，都有很大贡献，但是共同的失误确又不容回避——他们都在理论框架里假设了供给环境，然后主要强调的只是需求端、需求侧的深入分析和在这方面形成的政策主张，都存在着忽视供给端、供给侧的共同问题。另外，最近几十年有莫大影响的“华盛顿共识”，理论框架上是以“完全竞争”为对经济规律认知的假设条件，但是回到现实即联系实际的时候，并没有有效地矫正还原，实际上拒绝了在供给侧作深入分析，在这样一个重要领域存在明显不足。

世界头号强国——美国前几十年经济实践里，在应对滞胀的需要和压力之下应运而生的供给学派是颇有贡献的，其政策创新贡献在实际生活里产生了非常明显的正面效应，但其理论系统性应该说还有明显不足，他们的主张还是长于 “华盛顿共识”框架之下、在分散市场主体层面怎样能够激发供给的潜力和活力，但却弱于结构分析、制度供给分析和政府作为方面——因为美国不像中国这样的经济体有不能回避的、解决转轨问题的客观需要，他们也就自然而然地对后一方面的重视程度提升不上去。

我们还可以较直率地评价一下经济学主流教科书仍然存在的和实践“言行不一”的缺点。美国等发达市场经济在应对危机的实践中，实际上是跳出主流经济学教科书来实行了一系列区别对待的结构对策和供给手段的操作，这些他们自己在教科书里面也找不出清楚的依据，但在运行中却往往得到了特别的倚重与强调。比如，美国在应对金融危机真正解决问题的一些关键点上，是教科书从来没有认识和分析过的“区别对待”的政府注资，美国调控当局一开始对雷曼兄弟公司在斟酌“救还是不救”之后，对这家150多年的老店任它垮台，而有了这样的一个处理后又总结经验，再后来对从“两房”、花旗一直到实体经济层面的通用公司，就施以援手，大量资金对特定主体的选择式注入，是一种典型的政府区别对待的供给操作。

在经济发展的“产业政策”方面，尽管美国的理论界很少提及，但其实美国的实践可圈可点，从克林顿主政时期的信息高速公路，到最近奥巴马国情咨文所提到的从油页岩革命到3D打印机，到制造业重回美国，到区别化新移民和新兴经济等一系列的亮点和重点，都不是对应于教科书的框架，而是很明显地对应于现实重大问题，以从供给端发力为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