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述基本考虑中，“双创”是发展的灵魂和先行者；“双化”是发展的动力与升级过程的催化剂；“双减”则代表着侧重于提升供给效率、优化供给结构以更好适应和引导需求结构变化的制度基础；“双扩”是力求扩大供给方在国际、国内的市场空间；“双转”是不失时机、与时俱进地在人口政策和国有资产配置体系两大现实问题上顺应供给结构与机制的优化需要，以支持打开新局；“双进”是明确市场供给主体在股份制现代企业制度安排演进中的合理资本金构成与功能互补和共赢效应；“双到位”是要在政府与市场这一核心问题上明确长期困扰相关各方的合理定位；“双配套”是对基础品价格形成机制和财税、金融两大宏观经济政策体系，再加上行政体制，以大决心、大智慧推进新一轮势在必行的制度变革与机制升级。
简要地说，前面主张的这些“立”，既对应于中国的“特色”和背景，又服务于中国现代化的赶超战略。邓小平所强调的“三步走”可理解为一种实质性的赶超战略。其间前面几十年主要是追赶式的直观表现，最后的意图实现则确切无疑地指向中华民族能够实现伟大复兴，在落伍二百余年之后又“后来居上”地造福全中国人民和全人类，这也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中国梦”。这个“中国梦”决不是狭隘民族主义的，是一个古老民族应该对世界和人类做出的贡献，是文明古国应该通过现代化来加入世界民族之林第一阵营、在人类发展共赢中做出自己应有的、更大的贡献。
总之，由破而立，由理论而实际，在分析中就特别需要注重供给端、需求端、政府、市场、第三部门等全方位深入考察和互动关系考察，力求客观、中肯、视野开阔、思想开放。中国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宏观调控中“反周期”的政策实践，有巨大进步和颇多成绩，但延续主流经济学教科书和仿效发达国家的需求管理为主的思路，随着近年的矛盾积累和凸显，已日益表现出局限性，经济下行中再复制式推出“4万亿2．0版”的空间已十分狭窄，较高水平的理性“供给管理”的有效运用势在必行。既然在中国中长期发展中如何破解瓶颈制约是国人面临的共同历史性重大考验，那么我们应站在前人肩膀上，以严谨的学术精神，秉持理论密切联系并服务实际的创新原则，追求经济学经世济民的作用，从供给端发力，在实践中破解瓶颈，把握未来。
（作者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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